听到这个任务，我仍旧是一脸的无动于衷。这尽管又是对于我的一大不幸，但仁慈的上锋准许了我们在这里睡上一晚，吃一顿安静的晚餐。晚餐是烤罐头肉和干饼干。上午的血腥场面令我永生难忘，以至于我几乎一口都咽不下这些食物。恍惚间我似乎明白了，自己现在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没有目标，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我不再去想，也懒得再去想。我用藤条给自己编了一张简易的吊床。我可不想晚上躺在滇西的地上睡觉。地上不但有各种恼人的，会咬人的小虫子，而且湿气重，早晨醒来一身的骨头疼。闭上眼，我又梦到了那个缠绕我一生的，久久挥之不去的噩梦。
“排长，您还有手榴弹吗？”我一睁眼便看见了凑到我面前的福建人二蛋，是我的手下。曾经的手下。我明白自己又在做噩梦了。我在梦中努力的晃晃脑袋，甚至想掐醒自己。可这也是白搭，我深陷其中。我面前大约200米处，一辆日军的九五式轻型坦克正如钢铁猛兽一般隆隆的开来。二蛋见要不到手榴弹，而身边恰巧有一具我们的人的尸体。他便伏到那人身边，摸索着想要找到手榴弹。这个时候，坦克的同轴机枪开火了。一梭子子弹顿时把他撕成了碎片。我咆哮着，无助地跪在地上。我手边的枪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转而我的头盔也不见了。再继而我身上的所有装备似乎都没了。我手无寸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无助。那辆坦克依旧在往前行驶。我们有好几个人妄想对那辆坦克扔手榴弹。可手榴弹还未掷出便被机枪扫倒。几十条人命就像割稻草一样。被火舌扫过之后晃了晃就倒下了。后面有人接着想朝它扔手榴弹。有几个人干脆就拿起了自己的汉阳造中正式，对着坦克的装甲啪啪地放枪。有两个勇敢的，端着刺刀想过去和坦克拼命，自然也是去白送性命。混乱的梦境中画面猛然一转，整个战场上似乎就剩下了我一个人，地面猛然震动，土地忽然变成了无数个人头骨，那是我死去的弟兄们。他们凹陷着，把我一起拖了进去。口里似乎还念叨着：“排长！和我们一起，和我们一起！”随后我眼前便是一片黑暗……
我大叫着从梦中惊醒。
浑身上下热腾腾的，汗水混着泪水一滴一滴的往下流。在一边正做着美梦的大龙他们几个，被我的大叫声吵醒，嘴里骂了句娘，翻了个身便又睡去。整个驻地上又陷入了一片死寂。我努力睁了睁双眼，自知肯定不会再睡着了。便干脆坐起，望着天空直到天明。天亮后我们才总算明了接下来的所有任务。我们最终是要去攻取腾冲城的。腾冲，这个城市在我的余生中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地狱。
但在攻下腾冲城之前，距我们现在的驻地约一公里多的地方便是日军的前哨阵地，有一个小队的日军驻守，一个坚固的石堡和一挺九二重机枪以及两具手炮是他们防守的资本。这点火力对于我们来说微不足道，但这个阵地的设计很特殊：是在一个小山坡上。而我们在他们下面。他们布置了大量的的铁丝网和栅栏，再加之他们的步兵射击精度很高，我们基础的，迫击炮一类的攻坚武器完全起不了作用。而美制的巴祖卡火箭筒在我们这里是团级配属，而美国盟友的飞机支援和师属炮营的炮火覆盖对我们来讲简直是奢侈。因此攻下这个据点也就显得格外艰难了。我们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从左右两边夹攻。他们的重机枪对着中间射击的，而左右两边恰巧是他们的射击死角，不过日本人也不傻。其他的那三面都被他们打出了射孔，但我们并不相信一支栓动步枪的火力能把我们一群人都给压制住。所以对于攻下这个小据点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战斗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打响了，结果是我们的想法太天真了。那三个射孔里伸出来的都是歪把子轻机枪的枪口。子弹咄咄咄断断续续地射出。那是因为歪把子轻机枪需要冷却。我们只好趁这个间隙断断续续地冲过去。战斗打得很憋屈，两边都不舒服。就这么半退不进地僵持着。足足捱了一个小时我们才推到他们的工事边上。一轮手榴弹过去，这个阵地就恢复了平静。我可是不好受了，因为一发六点五毫米的三八式步枪弹打穿了我的大腿，尽管不算太疼，也没伤到动脉，而且枪眼也比较小。但我还是大声问候了一下小日本的母亲和祖上。我也很庆幸得亏是三八式子弹，不是九二式的七点七毫米子弹，三八式子弹穿透性太强了，所以只是穿过而没有留在我的皮肉中。我找人讨了瓶酒，咕嘟嘟地倒在伤口上，疼得我直呲牙，不过好歹也算是消了毒。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一群人跳进工事里去抢战利品，他们经常这么干，我们的军饷实在太低了。我之前做排长的时候一个月才40块。而依当时的行情，一碗面条便要四块，他们这些兵自然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干这事儿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们生活就需要钱，家里还有人的还得寄些钱回去赡养亲人，不得已才靠这种扒死人身上东西的活计挣钱。等他们走光了，我才孤身一人跳入工事，我想找消炎药，那是因为我的伤口的需要。平时我懒得与他们同流合污，我还算有原则，那便是坚决不要死人身上的东西。这对一个人类起码的尊重。可那天我算是打破了我的原则。我从那个日本九二重机枪手的身上找到了小半瓶消炎药。我在心里自嘲我的运气还不赖。然后赶快倒出一颗，用石头捣成粉，小心翼翼地涂在自己的伤口上。然后用肮脏的绑腿带进行包扎。在心里祈祷伤口千万不要在滇西这种该死的环境下发炎。可这件事还是发生了，我的伤口不但发了炎，肿的像拳头，而且还因为发炎导致的低烧。我在军队中唯一一个可以算是朋友的人：山东佬牛皮（他真名叫牛福贵）搀着我进行了八公里的急行军。可我终究还是病得越来越重，最后我感觉眼角一麻，视线突然一黑，仅存的意识让我感觉到地面离我的脸越来越近，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是我参军以来的第二次昏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