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两个星期前我断言自己身处疫区以来，昨天是我最为感同身受的日子。但越愈是在这种日子里，愈加容易因为太焦头烂额，而忘记去记录和反思。
纽约州政府与西切斯特县宣布在未来的八个星期内，关闭学校、餐饮及其他的商业活动。昨天下午一点半钟，校长紧急发布邮件，宣布学生需要在两天内离开学校，其他在春假归家的学生，需要在未来与学校联系拿回他们的行李。这是我们在之前的线上商议过程中，没有被提到的。校方提过关于停校后如何办理住宿费退款的问题，但未给学生对‘在两天内搬离学校’这件事打过预防针。处于春假期间，置身疫情风暴，学生老师们都天各一方，个体在这些性命攸关的通知面前，没有喘息的空间。
对于留学生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学校关闭，离开学校，结果都是学校不再为我们的安全负责。大家鸟散鱼溃，为自己的去处东奔西走。几乎在我收到邮件的同时，我的日本好友明马上打了电话过来。在一个星期前，她还对是否取消春假计划保持怀疑。而如今，带着哭腔，她问我租住的家内剩下的一间房是否能再收留人。但其实房东刚与新租客签了新的租约，在这之前已经被租出去了。且作为与三个宿友共享一间独栋房子的租客，有很多事也不能单由我来决定。于是我也忍着泪，提醒她要与所有能救助的住家打电话，并通知父母。
明不是唯一一位来向我们求助的朋友，同一时间，我们收到了非常多询问可否租住那间空房间的信息、微信、电话。没有想到，这个空置了太半年完全没市场的空房间，霎时间变得炙手可热。我们也开始考虑偷偷收留留学生朋友的可能性。
在这之前，其实已经有不少朋友订了回国的机票。但对那时的同学来说，回国是一个选项，不是走投无路。谁都没想到，过了一晚，回国变成我的朋友们的无可奈何。我们已经看了不少回国‘前线’发来的视频，关于拥挤的机场、关于在医院等待检测、关于住在酒店里自费隔离。按兵不动，还是趁着边界未关之时冒风险回国，都是艰难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终于，落到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头上了。
我的本科没有专业的划分，按照自己挑选的课程决定学习的方式。我的方向是哲学与人文地理。人文地理这学科虽然听起来很怪，但它其实是在提出很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吃的猪肉是哪里来的？我们收获的粮食真的不能够满足地球上的所有人吗？经济发展是不是就等同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为什么在地铁上有关非洲的广告在强调贫穷？当然，这些年来，我最常听到的讨论，是关于难民的社会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共情，我们会去想象‘时刻在路上’的情境。“你会发现，到最后，你能带在身上的东西，你需要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我老师说道，他提起他的一次公路旅行，只能带一个背包的东西。“当时我有一本想看的书，然后我的伴侣告诉我，你得把你要看得那一章节撕下来。”
“我只有三个箱子，这里装了我在美国的四年。”今天我去明的宿舍帮忙整理行李时，她对我说。最终，在多方权衡下，她的父母帮她买了明天会东京的机票，这以后，她将会在家中隔离，然后上网课。她周一一整天都有课，这也就意味着，她从晚上十一点到早上八点，都要去上课。“我的时间表将会变得无比混乱，但这没问题，我会去适应它的”她说。她和我一样，即将毕业，毕业后她将会离开美国，去牛津继续学业。我们都没有想到，最后我们将会如此终结大学时代。她告诉我她想去学校拍照，如果学校接下来不会补办毕业典礼，她也许在未来的很久都不会回来了。我说好，我们可以一起去看望在另一个宿舍住的朋友。走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小路上，我们都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回看，大学这几年还是很不错的”，她感慨。
“有趣的是，我还记得你不止一次告诉我你后悔选择来这里，从你到达的第一天开始”，我打趣道。
“的确，我们都经历过很多起起落落，有很多时刻，我会憎恨我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刻。然而到最后，其实我不后悔这个选择”，她说。
我也是。
我初来美国的时候，特朗普竞选成功，成为了美国总统，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对华政策收紧。我还记得竞选结果即将到来的那个早晨，结束越野跑训练后在体育馆遇到年纪半百的校友，她对我说“你准备好看到美国第一个女总统了吗？”或许，在更早之前，在国际学生聚会中，我在圆桌讨论里大放厥词，提出“特朗普是为了帮助希拉里才参加选举”的无厘头阴谋论。然而这些历史都过去了，我活在了此刻。
我们来到了印度朋友洛桑的宿舍，打算在她的厨房里解决午饭问题。洛桑将会去她的阿姨家借助，但她最多也只能拿四袋行李，剩下的东西只能留给我，或者扔掉了。理论来说，学生仅有两天的时间搬离宿舍，当然，一些国际学生也争取了留多几天在学校的机会。学校提供了五个免费的寄存盒子，算是补偿他们之前的考虑不周。我前脚刚进洛桑家里，朋友纳薇娅后脚就离开了。她要奔赴机场，赶所剩不多的回印度的航班。“不知道美印什么时候会关闭边界，”洛桑解释到，“家长都很焦虑。”我收下了纳薇娅来不及带去回家的吉他。刚好，我昨天正在跟宿友考虑买吉他的事情，想着在家隔离其实也无事可做，是不是该趁她生日之际完成她考虑已久的愿望。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也许我们也有机会好好整理这些带着特殊回忆的物品，然后运送回家。但灾难来临时，我们都被推着走。
我感觉我身处无比奇怪的境地，一方面，作为在校外租住房子的学生，在照顾自己之余，我尚还觉得有余力去帮助别人。我如同《拾荒者与我》里面的阿涅斯·瓦尔达，一边流浪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一边捡拾朋友们留下的物品，和其中的记忆。我想起那个没有指针的时钟，和我在网络里拾到的评论：“打捞记忆的残片，打捞生命中的片羽，是为了对抗永恒流逝的时间。”
另一方面，我也是留学生的一员。他们正在面对的情境，也是我要面对的现实。我看到我的朋友把她这四年来几乎每天都用的背包、外套扔掉，留下了不久前为抗击疫情囤下的消毒液、卫生纸。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房东很好，在这样的情境下，并没有提高我们的房租，但我们都并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到我，要在限定时间内打包离开的时候，我会留下什么，我会带走什么？
我们有那么多爱的东西啊，我们都带不走。我们能带走的，只有那份爱。
我在校园穿梭的途中，看到了很久不见的朋友娜塔莉。我们无比法式地用手肘打了招呼。每年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见到对方，定下“今年一定要一起去城里玩”的约定后，再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打破这个约定。年初再见的时候，她说我们这个学期一定不能再打破约定了。然后，我们突然之间就要各奔东西了。纽约时报称我们这一届的学生为“Class of COVID-19”（新冠病毒届毕业生），她笑道这说得没错。“我们怎么突然失去了那么多时间啊，”她感慨，“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前导师的时候吗？他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个黄玫瑰，然后转头就要我们去找出这黄玫瑰是在哪里培育，并运送到我们手上的。”
我当然记得。那天后我把黄玫瑰放在塑料瓶子里，养在宿舍的窗口旁。当时我的宿舍在山坡下层，厚重的树荫挡住了阳光。于是我每天把会带着我的黄玫瑰到宿舍外走走，让它能多吸取一些阳光。学期结束时，前导师给了我们每人一盆迷迭香，希望我们细心培育，用作食物里的辅料。我那时即将回国过暑假，但又没好意思拒绝他的好意，便把迷迭香送给住在附近的学姐。学姐和她的爱人很会过生活，也很懂如何培育植物，前几天她还有来关心我们，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昨天她们出现轻微症状，但幸在今天没有反复。但还有在别的州的亲朋，仍然在等待检测的途中。
这短短两天，如同天翻地覆。我有美国朋友提醒我，纽约市也许会在四十八小时后封城。今天太累了，无法去核实信息的准确性，但有在机场准备登机的朋友发来消息，他提前三个小时去到机场，但排队还是排到了机场外。听说了很多消息，政策也一天天的变，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只能将今天给记下。我已无力掌控身边的变化，但至少，我拥有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