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我被闹钟惊醒。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工棚里此起彼伏的鼾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我轻手轻脚地爬下床，生怕吵醒同屋的工友。工棚是用彩钢板搭的，冬冷夏热，昨晚又下了一夜的雨，墙角渗进来的水渍在月光下泛着微光。
我摸黑穿好工装，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老张的床就在门边，他翻了个身，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我知道他昨晚又去喝酒了，自从上个月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辍学打工，他就开始借酒消愁。我们都是这样，把苦闷藏在心里，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敢让它们悄悄溜出来。
工地的铁门在寒风中发出吱呀声，我裹紧了单薄的外套。深秋的北京，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掏出手机，屏幕上是女儿的照片，她穿着校服，笑得那么灿烂。这是她上初中第一天拍的，我特意让她妈妈发给我。每次想家的时候，我就看看这张照片。
"老李，今天你带人去三号楼打混凝土。"工头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点点头，招呼着几个年轻工人往三号楼走去。电梯还没装好，我们要爬二十多层。楼梯间里回荡着我们的脚步声，像一首单调的进行曲。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收到妻子发来的消息。女儿发烧了，三十九度。我攥着手机，手指在拨号键上徘徊。这个时间她们应该在学校和医院，打电话也接不到。我扒拉着饭盒里的白菜，突然觉得喉咙发紧。工友们还在说笑，可那些声音仿佛离我很远很远。
下午的活特别重，我们要把搅拌好的混凝土一车车推到楼顶。汗水浸透了工装，风一吹，冷得刺骨。小王是新来的，推车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赶紧扶住他，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这些年，我的腰越来越不好，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可我不敢休息，一天不干活就少一天的钱。
晚上收工后，我躲在工棚后面给家里打电话。女儿的声音很虚弱，但还在安慰我："爸爸，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听着她的声音，眼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妻子接过电话，说医药费花了八百多。我算着这个月的工资，除去生活费，还能寄回去两千。
挂了电话，我蹲在墙角抽了一支烟。月光很亮，照得地上的影子格外清晰。我想起去年春节回家，女儿长高了不少，都快到我肩膀了。她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手上的茧子好厚啊。"那一刻，我真想永远留在家里，可是过了正月十五，我又不得不踏上北上的火车。
工棚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有人在看新闻，说北京又要降温了。我掐灭烟头，摸了摸口袋里女儿的照片。明天还要早起，我得去睡了。躺在床上，我听着工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想着远方的家人，慢慢闭上了眼睛。
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了整整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