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的景德镇，槐花开到了最盛。满树的白花把整条巷子都染香了，博物馆门口的台阶上落了一层细碎的花瓣，被风吹进门槛，在地板上铺成薄薄一片浅白。
柴景行开馆后先扫了一遍地。然后沿着两排柜子走了一圈，新柜十件，旧柜十七件，釉面在晨光里泛着各自的光泽。他走回柜台后面，泡了一壶茶，坐在那里，等着今天的访客。
上午来了一位老先生，带着一个放大镜，在旧柜前站了快一个小时。他看完旧柜，又走到新柜前，每一件都看得很慢。看完后走回柜台前，把放大镜收进口袋。“这边的柜子，比那边的年轻。”
“新柜开了不到一年。”
“几年后也会变老的。”老先生点了点头，没有多问，转身走了。
下午，周远来了。他带了一只天青色的公道杯，釉色匀净，流口修得挺括，底足刻着一个“远”字。他站在新柜前，打开柜门，把公道杯放在沈念那只薄胎杯旁边。两件器物紧挨着，釉色相近，像两段字迹相接的句子，在同一个页面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这一件不用调整了。”他关上柜门，退后一步，“放进去之后，我看着舒服。”
“那就好。”柴景行说。
周远没有多待，站了一会儿便走了。柴景行留在新柜前，隔着玻璃看那件公道杯。釉面在午后的斜光里泛着温润的光，像一条刚刚落定的河段，和旁边其他的器物放在一起，形成了另一段自然的句读。
傍晚，柴景行准备关门的时候，看见门口台阶上放着一只小布袋。布袋用旧麻布缝的，没有署名，没有压条。他弯腰捡起来，走回柜台前，拆开。里面是一块手掌大小的木牌，上面用墨笔写着两个字：“后继。”他翻过来看背面，没有字，没有落款，只有一层清漆封住了木纹。
他拿着木牌站了一会儿，没有放进柜子里，而是走到展厅南墙，把那幅《薪火》画旁边的挂钩上挂着的旧木牌取下来，换上了这块新的。旧木牌上写着“柴窑”两个字，是开馆时他自己刻的，刻得有些歪。新木牌上的“后继”两个字笔意舒展，像一个人抬头看着远处的路。
他把旧木牌收起来，放进了柜台抽屉里。抽屉里面，王师傅的试片、陆远舟的试片、那本翻旧了的《柴氏碎录》，一起安静地并排躺着，像一些已经整理好的段落，正在等着一件新的器物落笔，把它们接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