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也有不少上世纪末的痕迹。
城市总是很奇妙。你可以在某个公园或某个街角找到几百年前的石碑，博物馆里有石器时代的残留物，图书馆有无数有趣或者无聊的文献，纸张脆弱发黄，有振奋嗅觉的气味。相比之下十年、二十年前的痕迹更难被发现，仿佛那一段时间根本不存在。人突然长大，你突然变老，世界突然充满了年轻人和新的东西，新的t恤图案，新的流行语，新的娱乐方式。走在街上，三两步间常常生出被抛弃在此的疑惑。这是个套在你身边的世界，它可能是新的，也可能是某种旧东西的回潮变形。对你手边的空气没有参与感，这是否是一种悲哀。
但是在上海一些地方，我感觉到了时间的连续。我看到那些夸张、毫无风格、水泥瓷砖铝合金窗堆砌出的建筑。上面的灯箱广告已经从可笑沉淀出一种历史性的趣味。帝豪、皇朝、宫廷、罗马、巴黎…一种对未知事物充满善意的幻想。那是上世纪末的自信以及对新时代的展望。浮夸的柱子和毫无意义的屋大维雕塑包裹的是清爽的商铺、光线充足的新式商品房。
每次路过，我总想在那些街区下车逛逛，进商店里挑两张音乐唱片或者买些小东西。喝一杯假冒蓝山咖啡也可以。但是车窗外看到面无表情赶路的行人，我又没了兴致。尤其是想到自己也曾走在顶着屋大维雕像的屋檐下，也去过一两次打着环球娱乐中心招牌的电子游戏室，在那里吹着电风扇喝可乐。我经历过迈向新世纪的亢奋，彻夜不眠只为努力去察觉一秒后的空气有何不同。
过完1999年，离毕业的日子就近了。
那次农场秋游之后，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些。莉莉回过身递纸条的时候离我越来越近，就要碰到额头了。
我发现莉莉也在改变。刚开始她在我不断追问下，讲一些农场的往事，比如种什么蔬菜，尝试养过国外的奶牛，还有人想合作开发成度假村等等。加上自己的猜测和推理，我能将莉莉的生活还原出一条轨迹。她是谁，她在哪里出生，怎样长大，家里曾如何有钱，又是怎样搬到我的城市，考试第几名，如何进的中学和我成为同班同学，这些问题随着我们的交往渐渐有了答案。可能有的是她随口一说，有的以后会发生变化，至少莉莉有了一个过去。
而让我感到有些不安的是，莉莉的过去和她并不能完美地统一为一体。在我看来，她的物质优越的童年、家里的农场、在越南的生活可能很精彩，却不是她魅力的关键。就算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在巴黎长大，平庸的世界同样会磨去她的灵性，她会在十六岁、二十岁、二十五岁的时候成为一个谈吐有礼，头脑中满是学问和见识，双眼冒着自信的女人，无可挑剔也乏味至极。莉莉是一个精灵，轻盈地在俗世中跳跃。她可以停留在生活表面去和大家打交道，厌倦的时候又能施巧力一跃上空，逃离庸人的琐碎。她甚至能跃进我的漩涡，欣赏我的那些故事和我对世间的觉知，又永远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与我有交集。而我只能浮在生活之上，静观大家的喜怒哀乐，不能像莉莉一样自由地穿梭。当发现莉莉的往事后，我担心这些过去是她生命的根基，她总有一天要落回众人之间，被死死地按在生活泥潭里。
这种不安随着毕业的临近迅速加剧。
我和莉莉越来越好，我欣赏她一步步朝着理想接近。莉莉要到艺术高中去，那是进去大学艺术学院的跳板。我的成绩自然不用发愁。再努力一点，把跟莉莉写小纸条的时间分一些到学习上，全市最好的高中我也能进去。如果保持现状，也有一批好高中任我挑选。我自己早已有了想法。如果莉莉去艺术高中是不可改变的，我留在这里，至少每天还能看到我们待过三年的教室。这样我在未来的高中三年里，每天都能沉浸在过去三年的回忆中，这无疑是无奈之下最幸福的生活方式。
唯一的麻烦是爸爸妈妈。他们知道我的成绩，怎样去说服他们让我留在原来的学校？幸好在毕业前半个月，校长把中考排名前三十的同学集中起来，许给我们三年学费全免、重点培养、自由选择班级这些条件，请求我们留下来。在收获尊重的同时我也有了留下来的好借口，家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和莉莉约好了高中后的交往方式。她的艺术高中到我的中学要骑半小时自行车，我们也可以晚上通电话，我已经十六岁，可以自由地使用电话了。我们都觉得通信才是最好的，在文字里可以表达更深层的情感，那些最先浮在心胸间的激情很随便就可以讲出来，却不如文字那样值得回味。而且同城间寄信需要三天，我周一写下的话要等一周后才收到回复，在这一周之中发生了很多事，我下次写信时文字的厚度又增加了。
毕业离校的那天，我一直在跟同桌和三年来抄我作业的同学们交换联系方式，莉莉也在和小姐妹们相互在同学录上留言。其实城市并不大，各个中学之间最远不过骑一小时的自行车。引起感伤的是十五、六岁少年心智的成长，他们终于多少能体会到逝去时间的意义。不过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大众塑造成正常人，那一道从时间洪流中劈开的泄露秘密的裂缝很快又会合上。
我和同学们在追忆和畅想中享受着离别情绪的弥漫，跟莉莉反而只有淡淡的几句。莉莉要奔向未来，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在我的世界中，她永远是随冥海波涛起伏的精灵，最特别的一个。
我想不到的是，海中将升起火焰，一个充满光明和不安的世纪就要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