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我鼻子的毛病越来越厉害了，睡觉时鼻塞，睡在哪侧就塞在哪侧，呼吸不畅，让我烦燥不安，时常睡不好觉。一遇到寒冷天气更加是痛苦不堪，鼻子完全派不上用场，只能用嘴巴呼气，额头感觉晕晕的，严重时还感觉到深入头颅里面的钻疼。更令人讨厌的是——严重时，鼻塞加流浓鼻涕。可是当生命处在最旺盛的时期，身体的问题总是被忽略，不把它当一回事。其实这个毛病由来已久，小学时贪玩不顾冷热，或看小说久坐不活动，感冒时不愿意吃药打针，拖着好。南方的气候温湿，患上鼻炎容易慢性化，时好时坏，吃药又不能坚持，就这样拖着。
高考体检时，检查流程到了五官科是蓝元发医师为我检查鼻腔。我坐在五官科的检查椅上，他用扩鼻器扩开我的鼻腔，再用额镜仔细看了我的鼻腔，看完以后说：“呀！这么严重的鼻息肉。”接着又问我有什么症状，我把症状一一如实告诉他了。我问他：“为什么会睡觉侧卧时会塞住一侧的鼻孔呢？容易感冒，而且感冒时就通不了气并且会产生大量的浓性鼻涕？”他告诉我：“那是因为卧侧体位低，卧侧的息肉就充血，塞住一侧鼻腔造成鼻塞，感冒时炎症加重鼻息肉的充血，还会造成炎性分泌物排不出去，造成副鼻窦炎，鼻窦发炎了就会感觉头晕头痛了。”我问蓝医师：“那要怎么才治好呢？”“必须手术摘除息肉，改善鼻腔通气，炎症才能好？”他肯定地说。“那我这息肉是怎么来的呢？”我又向他发出了一个疑问。“长期慢性炎症刺激造成的，你必须安排好时间来人民医院做息肉摘除术。”说完后就叫了下一个同学进来。
蓝医师那时候已经有近五十岁，瘦高个，头已谢顶了，显得精瘦干练，待人很和蔼的。蓝姓属于少数民族姓氏，是畲族的，古代时是南方山区的原住民，圣人王阳明当年剿的不愿赋税称臣的“山贼”，有一部分就是畲族先民。一般他们的聚居地都是远离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以部族群居在山高林密的地区，刀耕火种，打猎为生。到了近代，他们已经和汉族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是保留了一个特别的姓氏而已。
我把查出 鼻息肉的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对我说：“那就抽时间去把手术做了吧，这个问题拖着不好。”在鼻子里动手术，心里面有点发怵，有点恐惧，但想着手术完之后可以解决这个困扰我多年的烦恼，还是下决心去做手术。
我从熟悉的医生那儿了解了这个手术怎么做，毕竟心里面还是有些焦虑的，担心手术会不会很痛。那位医生虽然不是耳鼻喉科医生，但是个老医生，见多识广。他告诉我，做这个手术不需要那种人事不醒的全麻，也不是用注射器打的麻醉，而是用一种叫“地卡因”的表面麻醉，麻醉药涂在鼻息肉上就可以起到麻醉作用。息肉的摘除是用套环套住，把它拽出来了。
人缘好的母亲去打听好了人民医院哪个医生做这样的手术做得好，并且帮我预约好了手术时间。手术医生是位龚的医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高中同桌同学的哥哥。龚医生那时候才三十岁左右，个不高，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近视，戴着眼镜。后来才知道他是同桌哥哥，仔细回味下，感觉他们兄弟俩还是很相像的。
手术前一天，龚医师在住院部里给我开了化验单和量了血压，一切正常，嘱咐我晚上休息好，早上不要进食，明天上午八点钟开始准备手术。母亲陪同我一早就到了医院，龚医师已经早早地到了医院，在住院部医师办公室，他拿出一份手术知情同意书，逐条念给我听，其实都是一些感染、出血之类的风险告知，念完后递给我，让我看一看，同意就签字。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母亲拿着龚医师开好的处方去交完了费用，住院部的护士领着我去注射室打了一针，我问护士打的是什么针，她说：“是卢米那，是镇静作用的，一般手术前都要用的。”我心里想，我够镇定的了，我又不紧张，不打也没事。打完后护士领着我穿过与住院部相连的长廊进入手术室，长廊里暗幽幽的，进了五官科的手术室，一股浓烈的来苏儿味道扑鼻而来，护士指着靠窗户的一张凳子对我说：“你就住在那儿吧。”从旁边的柜子里取出一个像是被火烤得焦黄的包裹，放在旁边推车上的托盘上。龚医师走进来，边戴上额镜边对我我说：“等下有点血流出来，你只管往下咽，可以吞到肚子里去。”接着又递过来一个弯盘，“手术过程中你也可以往这里吐，你用手捧着。”护士拆开包裹，露出里面一堆的金属器械，她取出一块毛巾大小的布蒙在我的脸上，只露出我的嘴巴和鼻孔，我的眼睛被蒙住，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医生和护士拿器械“哗哗”的声音和感觉到头顶上鹅颈灯传来的热度。“我现在给你上麻醉了 。”话音刚落，龚医师使劲往我鼻孔内塞东西，凉凉的、湿湿的、磨擦得鼻腔又是火辣辣的痛，鼻腔被塞得胀胀的，结结实实的完全通不了气，只能靠口腔呼气。麻药经鼻腔流倒了我的咽喉里，刹那间，好像是油往下流，覆盖住了我的咽喉，欲吐又吐不出来，让人感觉窒息。头顶上的鹅颈灯愈来愈热，我开始感到闷热，汗水开始从额头上渗出来，大口地用嘴换着气。嘴唇上也被浸上了些麻药，嘴唇也是厚厚的。过了一会儿，鼻腔里的东西被抽出来，又重新塞了一回，这次除了能感觉到医生塞入东西的力度，没有任何痛楚了，麻药已经起作用了。鼻腔里的东西，全都被抽出来了，通气恢复了。一阵轻松过后器械进入了鼻腔，那东西在扯住了我鼻腔里面的肉，在旋转着，拉扯着，噼里啪拉作响，就像你伸手去抓去一把草，把它从泥土里连根拨起所发出的响声，但这响声要大得多。钻心的剧痛随着拉扯的力度加大传来，一次、二次、三次........热流涌向喉咙、涌向口腔、流到了我捧着的盘子里，我不停地把咸咸的，粘稠的血往下咽，往盘子里吐。渐渐地，我的捧盘子手在发软，感觉都承受不了它的重量了。眼前飘起一团黑影，黑影周围飞着金色的荧火虫。体格强壮的我变得软绵绵的，心虚虚的，但心跳得很快，感觉比以前冲刺式登上五百米高峰还更重的负荷。我用微弱的声音对龚医师说：“龚医师，我感觉心里面很难受，好了没有？。”他抓住我的手，摸了摸脉搏，说：“放松一点，马上就好了，我给你上凡士林纱条止血。”
鼻腔又被纱条挤满满的，还在我的鼻孔连着鼻翼贴上了一块胶布。头上的布终于被掀开了，手捧的盘子里全是殷红的鲜血，衫衣已经全湿透了，头昏昏沉沉的。手术室窗外透射进来刺眼的光，窗户一团模糊的绿色。恍若隔世。
龚医师已在整理刚才用过的手术器械，清理那些沾有血迹的纱块，棉花。他已经摘下额镜，汗水已经浸湿了他的头发，前额上粘着参差不齐的头发，看起就像戴了一顶边缘倒处都是破口的瓜皮帽。但脸上却没有了那种紧绷的严肃，一脸的轻松。他眯着眼睛微笑着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想开口说话，却“啊啊”地说不出来。他指吧台上的一个小碟子说：“这些就是取出来的息肉，等下送去做个活检，你去病房打点滴吧。” 那碟子上盛着一坨暗红色的肉团，有点像一段做香肠用的肠子卷成一团。我向龚医师点了点头，轻飘飘地走出了手术室。
有阳光地方真好！
母亲已经在手术室外面等着我。一见着我出来，问长问短的，我依依呀呀的说不出话，鼻腔全被堵住了，发音不了。打完针后，本来要在医院里住一夜的，但我不愿意待在吵杂的医院病房里，当夜就回家去了。 晚上，伤口开始痛了，辗转反侧睡不着，坐立不安，吃了两粒安眠药也睡不着，就这样坐着等到天明。吃饭咽不下去，吞咽产生的吸力牵涉着伤口痛处，只能轻轻地吸吃点稀饭，牛奶。
第三天，一大早去拆除填塞的纱条，那个火辣辣，比游泳时鼻子呛水还难受百倍。纱条抽出来后，忍不住跑出换药室用力打了一个喷嚏，血开始稀里哗来涌出来，从鼻孔和嘴里冒出来，把一位路过的大妈吓得连连后退，她大概以为我吐血了，快完了。念念叨叨的说：”哎呀！后生人，得了什么病哟，吐血吐得这么厉害！真可怜。“吐了几分钟以后，血慢慢地变少了，龚医师又给我开了些止血的针。并告诉我要注意近几天不要用力去捂鼻涕之类的注意事项。
后来，我的鼻子慢慢地就好了，这么多年来再也没有犯过病了。心里真是很感激两位曾经帮助我解除病患的医师。蓝医师后来成了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在五官科科主任职位上退休。退休以后又去了佛山一家医院工作，结果没几年就在佛山行医过程中风了，回乡养病期间，我还和他会过面。听他的蓝姓同乡说，前些年他已经去世了。更加令人惋惜的是，为我手术的龚医生也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感叹命运为何如此不公？也许是医师们为患者的健康承担了太多！
向帮助过我的医生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