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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大多喜欢旅游，尤其是以风流才子自诩的乾隆。
1781年春天，乾隆带团去五台山巡游，回京时路过保定，就在这里歇了歇脚。
皇帝御驾光临，地方官员自然是全体出动，打起十二万分精神，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这么好的机会，谁都希望能在BOSS面前刷刷存在感。
第二天一大早，乾隆还没来得及洗漱，就听说有人在外面求见。他以为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谁知出来一瞧，座前跪着的却是个面生的毛头小子。
“你是何人？有何事奏来？”
小伙子赶紧呈上一份奏本。乾隆打开一看，原来是退休干部尹嘉铨写的，他想请求皇上给自己已故的父亲尹会一赐个谥号。
尹嘉铨是保定博野人，曾经担任过大理寺卿，官居三品要员，掌管国家司法事务，当年经常伴随乾隆左右，是个有名的学者型官员。
跪在地上的这个小伙子，就是尹嘉铨的儿子。
乾隆的起床气一下子就上来了：“颁赐谥号有明确的国家制度，难道是你们想要就要的？亏你父亲当过那么多年官，这点规矩都不懂？”
小尹吓得匍匐在地，大气都不敢透一下。
乾隆将奏本甩到一边，斥道：“本来应该论一论你父亲的罪，念在他一片孝心，饶了他罢。回去告诉你父亲，退休了就好好在家养老，不要没事找事！”
小尹滚回家，把乾隆的意思转告给了父亲。
尹嘉铨沉思半晌，说道：“也罢，赐谥这种事，毕竟要先经过内阁拟定，然后请皇上恩准。不如申请从祀文庙吧，这个要求不高，皇上可以直接批准。”
尹嘉铨又写了一封奏折，请求给自己父亲、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尹会一先生在文庙中赐个牌位，使他能够跟圣人孔子一起享受世人祭祀。
父亲曾是雍正年间进士，担任过河南巡抚、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要职，业余时间潜心钻研程朱理学，出过很多书，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都有极好的名声。
尹嘉铨觉得，作为儿子，他没有机会在父亲面前尽献孝心，但如果能为父亲争取到入祀当地文庙的资格，也可告慰老父在天之灵了。
他还记得，当年祖母去世时，父亲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省部级高官，严格遵守儒家守孝三年的礼仪，以草为席，以土为枕，极尽哀伤之情。乾隆皇帝得知后，还特地赠诗表扬尹会一的孝母之心。
既然父亲曾经以孝心打动了皇上，那么我现在为父亲尽孝也是合情合理的，皇上应该能够体谅。
尹嘉铨赶紧把儿子打发出门，命他再去求见皇上。
他万万想不到，这道奏折会成为自己的催命符。
2
乾隆生了一会气，没过多久也就忘在一边了，毕竟是件小事。
这时，小尹又来了，带着父亲尹嘉铨的第二封奏折。
这下子，龙颜大怒。
刷存在感是吧？想出名是吧？好，我成全你！
乾隆将奏本往地上用力一扔，咆哮道：“好个尹嘉铨！你给父亲求取谥号已是狂妄之极，没被问罪算是万幸，现在居然还想让你父亲从祀文庙，真是丧心病狂！你把国家制度当什么了？把朕当什么了？”
乾隆吼了一番，还觉得不解气，于是下旨：“立即革去尹嘉铨顶戴，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以及在北京家产！”
这可是要灭族的节奏。
小尹早就吓懵了。就连贴身侍奉乾隆的宫女太监们，都很少见到主子发这么大的火。
乾隆当即指定了办案官员：直隶总督袁守侗，负责逮捕尹嘉铨，查抄其博野老家财产；刑部尚书兼大学士英廉，负责查抄尹嘉铨在京家产。
随行的军机大臣们小心翼翼地请示：“我们该以什么罪名查办他呢？”
也是啊，总得有个白纸黑字的罪名吧。
乾隆便给两个办案官员各发了一道圣旨，说道：“尹嘉铨自诩为大儒，家里的书肯定不少，你们抄家时留心有没有大逆不道的字迹、诗册及书信，如果有，立刻奏报！”
圣意很明确：罪名要从尹嘉铨自己的文字里去找。
天还没亮，袁守侗和英廉就分别收到了圣旨。他俩不敢怠慢，立刻带人上门抓人抄家。
谁都不知道乾隆为何如此震怒，也不知道已经退休的尹嘉铨到底犯了什么事。但看到这种情况，所有人心里都明白，尹嘉铨这次凶多吉少。
为什么？本朝开国一百余年，类似的事已经发生过多次，套路熟得很。
3
尹嘉铨不愧出身于官宦书香之家，藏书多，自己写的作品也不少。
很快，袁守侗在博野老家中搜出46箱书籍，英廉在北京家中搜出311部套装书，1539本散书，65本法帖散页，1箱未装订书页，58卷字画，1200块书版，113封信件。
所有材料都在北京集中起来。英廉找来两名学识渊博、又有查案经验的翰林学士，逐页翻阅，仔细查找其中大逆不道的文字。
想从这么多文字中挑出点毛病来，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们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查出131处“悖逆”文字。
战果辉煌，乾隆龙心大悦，立即下旨：由大学士三宝负责审理此案。
三宝领衔的审案团队，大多是尹嘉铨昔日在大理寺的下属，有的跟他关系还不错。然而在这节骨眼上，谁都不敢讲交情，恨不得以前不认识这个人。
为了证明自己公正无私，他们甚至变本加厉，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证据”。
比如，尹嘉铨有一处自称为“古稀老人”，他明明知道皇上去年七十大寿，御制了一篇《古稀说》，自称“古稀天子”，他敢跟皇上抢“古稀”的称号，明摆着就是犯上不敬。
比如，尹嘉铨仿照朱熹的《名臣言行录》，自己也编了一本同名的书，把本朝开国以来诸多名臣收录其中。那朱熹生活在弱小的南宋，所以渴望名臣、贤臣，但如今乃是前所未有的大清盛世，皇上英明无比，他却在称颂名臣，是何居心？
再比如，尹嘉铨在书中写过“为帝者师”四个字，这其实是模仿孟子“为王者师”的说法，可当今皇上的学问和才华远远超过朝廷大臣，尹嘉铨何德何能，竟妄想成为天子的老师？
“证据”虽然不少，但审案官员们深知，光是涉嫌犯上不敬，还不足以激哗舆论。对于这种儒学斯文之士，得把他的私生活也挖出来，破了他的功才行。
很快审案团队便挖出了一件事：据说隔壁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发誓一辈子不结婚，年过五十还守在闺中，尹嘉铨让自己妻子前去说媒，想要纳那女子为妾，被人家一口回绝了。
明知人家是守贞之女，不肯嫁人，还故意让妻子出面去替自己聘娶，实在是丧尽天良，寡廉鲜耻。
对于以上种种罪名，尹嘉铨一概承认，没有半点争辩与否认，只有一叠声的“罪该万死”“糊涂该死”“请求严惩”。
他当过多年的司法官员，这里面水有多深，他比谁都清楚。不如爽爽快快照单全收，免得受皮肉之苦，也免得再生事端。
毕竟，杀不杀不在于罪名，在于乾隆一句话。
4
审理结束后，审案团队一致认为应当这样判决：将尹嘉铨凌迟处死，家族中凡16岁以上者全部处死，不满16岁者充公为奴，财产全部没收。
这些人极懂为官之道。如果判轻了，很可能惹怒乾隆，说不定还会认为他们循私；如果判重了，那就让乾隆从轻改判，以显示皇恩浩荡。所以，宜重不宜轻。
卷宗和判决书都报上去了。乾隆读过之后，两天之中连续下了三道圣谕，从尹嘉铨的罪过说起，再谈到为政之道，为臣之道，法治之道，洋洋洒洒好几千字。他还命大臣将这些圣谕誊抄出来，张贴在各大衙门的公堂之上，作为全国官员的警戒。
同时，乾隆还命各省官员行动起来，查缴没收尹嘉铨的文章、诗歌、学术著作，乃至书信、碑文、给别人写的序言等等，一律销毁，不得留下只字片言。这项工作一直进行了将近一年时间，才算基本完成。
对于尹嘉铨本人，乾隆果然表现出君父的仁慈之心：既然他有坦白悔过之意，那就从轻发落吧，改凌迟为绞刑、立即执行，亲属均不再追究。
尹嘉铨应该感到欣慰，毕竟只有自己一人赴死，家人未受牵连，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有一件事他永远不知道：这场杀身之祸，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那一年，江南旅游大使乾隆一路游山玩水，所到之处如蝗虫过境，百姓苦不堪言。虽有官员大胆进谏，却只招来训斥和责罚，久而久之，身边再也没有人敢劝阻。
尹嘉铨的父亲尹会一当时担任江苏学政，主管一省的教育和科举，听说此事后，便上了一道奏疏，直言道：“如今民间疾苦，怨声载道，都是因为您南巡的缘故。”
这下惹恼了乾隆，当即怒斥道：“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你倒说说看，到底何人疾苦，何人怨言！”
好在那段时间乾隆心情还不错，虽然发了一通脾气，倒没把尹会一怎么样，只是降了职，打发到一边凉快去了。
尹嘉铨并不蠢，他在乾隆身边侍奉多年，平平安安干到了退休。可惜老来智商掉线，以两封为父尽孝的奏折，勾起了乾隆三十多年前不愉快的回忆，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对生活在清朝皇权最顶峰时期的人来说，则是一场避不开的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