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继续讲述他和美国朋友咪咪一起在北京郊区农村租住体验生活的经历，这几节主要介绍了何伟遇到的当地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人生经历还有为人处世的风格。那个年代的村民确实太老实太淳朴啦，以至于对很多事情毫无概念，只能按最原始的思维来办事。这里的风土人情，感觉就像清朝或许民国时代，基本没这么变化，除了红色宣传口号发生了变化。
随着我们的车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庄稼种类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种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麦，收获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核桃树的枝叶已经掉光。路边的村子规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有公共汽车，有小轿车，还有小型货车，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现在倒好，鼓励二胎啦，政策作死呀）
事实上，如果有年轻人继续呆在三岔，他们也不一定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会允许再生一个小孩儿，但最多只能生两个。三岔村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并且还因为大家有一种习惯上的愿望，需要有男丁帮着干农活儿。不过，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话，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这些规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种性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地方不同，规矩也不同，差距是谁来定的呢）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在农村，我经常看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开车旅行进入甘肃省境内时，看见过一辆全新的依维柯厢式货车，侧面印着几个字：“计划生育服务车”。那辆车装配了警灯、大喇叭，以及天然气发电机。后门打开之后，可以看见一个水槽，两张病床。我跟那辆车的驾驶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开着这样的车进入偏僻的农村地区，就地开展外科手术。当我问及最寻常的服务项目有哪些时，他老实地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词语：“流产”和“结扎”。（这和杀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也只有希特勒才敢这样搞啦，搞不好还是一尸两命，哎）在那儿，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成分：汉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城里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两个，乡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个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生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情况。因为魏子淇夫妇要照料傻子，所以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魏子淇并不愿意多生，因为他觉得养两个孩子的花费很大。有这种愿望的中国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里更是如此，因为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让人们相信，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日子会幸福很多。城里的中国人很少抱怨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对那些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的农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过，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个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明显的性别失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因为很多农村人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登记。不过，据最可靠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连政府也承认，这的确是件麻烦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告，到2020年，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现在差不多是这样，文化心理和政策的落后真心是可以搞出很多社会问题，作死的节奏）到那个时候，魏嘉就满二十三岁了。
那天，傻子两次从镇政府办公室跑了出来。第一次，他刚跑出大门，就被领导们抓了回来。第二次，他跑到了渤海镇上，领导们费了好些时间才追到他。
领导们给魏子淇打了电话，让他把他的哥哥接回去。魏子淇则提到了补助的事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一辆轿车把傻子送到了大山里。他们把他扔在了离三岔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可他竟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定有某种本能驱使着他朝山上走了回来。（小时候我也见过地方政府把一车智力有障碍的人拖去别的省市，放下来就不管了，推卸责任呀）
我是后来从魏子淇嘴里知道这事儿的。他说，他的哥哥又累又惊，不过没有其他问题，政府也没有人虐待过他。魏子淇似乎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向政府的干部们表明了态度，他是正儿八经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政府的领导干部们最终答应把他的申请转交给县政府，也就是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魏子淇相信，他拿到补助的机会是很大的。就他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有时候，有些政府官员不大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催促他们，你只得采取一些冒犯之举。（挺奇葩的，政府不愿尽到应尽的义务，老百姓也是各种奇招）
我对这件事情则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说不清楚我还能够怎么办。而且，当事情开场之后，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中国，我常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时不时地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一时转不过弯来。有时候，这样的木讷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特别因为我是作家，更是如此。数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要有耐心。此外，也许我比在美国的时候思维更开放一些。但即便如此，我的反应仍然较慢，有时候事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还无法做出反应。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管你的反应多么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决之道。对此，大家常常会说：没办法。（红色权利压的所有底层老百姓透不过气啦，赶紧简政放权吧）
我并不想发火，因为中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以尽可能平和的语气，我向那位护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眯眯也向她求情，希望通融一下。然而，她还是固执己见——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哈哈，精辟，太懂中国啦）这一批人在“文化DAGEMIN”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WEN~GE能把一个人逼自杀或者精神错乱，所以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人格势必无法完整，思维奇葩也是正常）由于这家医院的这位护士拒绝让步，我只好决定开车回到村子里把曹春梅接过来。
“你最好在十点钟之前赶回来，”那位护士说，“如果过了十点钟，我们是不会让她进来的哟。晚上我们是要锁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官僚作风深入骨髓，几十年都改不了的，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也是这批老的既得利益者）
我给曹春梅打了电话，让她找一辆摩托车把她送到山下来，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时间。可是，她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说，只有一个邻居有摩托车，而他今晚上已经醉得开不了摩托车了。等我把车开到那条土路的尽头时，天已经黑了。曹春梅早就收拾好了要带到医院的包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包裹里有几瓶当地的泉水——三岔村的多数村民都以为，他们那里的水比你在城里买的什么水喝着都健康。（有意思，这个想法在很多乡村里都有呢，认为城里什么吃的都有害，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