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冤案之一，与“胡惟庸案”、“蓝玉案”和“郭桓案”齐名，在这场官吏大整治中，“数千百人”掉了脑袋，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
官场潜规则：“空印案”是不是腐败案？
明初规定各地都要派专管钱谷的官吏到南京的户部去呈报本地的钱粮数量和收支账目，若是与户部所记录的数字哪怕有一丝差别，就得再回到地方官府，重新制造账册，然后盖好地方官府的官印再送到户部去。
因明初的都城是南京，略偏东，史书说“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无聊的“对账”要求即使不合理，也得执行，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想出了一个方便又省事的方法：就是在上南京报账时，顺便带上由本地政府加盖了官印的空白账纸来，按照户部“正确”的数字抄一遍，多省事啊。既可避免路途的颠簸，又能节省大量时间，这就叫“空印”。这个小聪明很快就流行了起来，成为一种“官场潜规则”。
洪武八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认为肯定是相关部门与官员上下舞弊、共同贪污才这么干的，于是大发雷霆，咆哮道：“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得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纸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于是朱元璋严令追查，结果“系郡国守相以下数千百人狱，劾以死罪”，最终，户部尚书、各地衙门长官和主印官全部以欺诈罪被处死。
这事爆发后，上至丞相，下至御史言官们，谁都知道空印本无什么大问题的，但就是没人敢进谏。
有一个叫郑士元的湖北官员受到牵连而下狱，他有个弟弟叫郑士利，为了帮哥哥打抱不平，就写了数千字的文章上书给朱元璋，为“空印案”辩白。主要讲了三个内容：
第一，皇帝要惩治空印案的人，出发点是好的。
第二，钱谷数字必须是府里与省里相合，省里与部里相合，而地方上人们很难预先确定好正确的数字，只有到了户部对账才能确定下来。但问题是省、府距离南京太远，使用“空印”只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没有什么可重重加罪的。
第三，国家应该以立法明示天下，如果有人犯了法，就依法论罪，但大明开国以来并未有“空印之律”，各级官府一直沿用“空印”，也从来不知这是有罪的。而陛下您要杀的这些人里，还有很多是正人君子啊。
但结果是，朱元璋见到奏书后，大为光火，将郑家哥俩贬到了江浦，罚做终身劳役。
朱元璋犯浑？这是一起明显的“冤案”，他为何要“一错再错”
这事其实就是上下图省事而耍的小手段，跟贪污腐败基本没什么大关系。那朱元璋为何还要不断地深究与严惩？如此聪明的朱元璋难道在犯浑吗？
第一，对“空印案”的严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朱元璋挑战社会与官场的潜规则。在中国社会里，经常有这样见怪不怪的事情，这种事情往往是拿不到桌面上来，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又在默默地遵守或仿效着，即使法律要追究，一般也是法不责众，下不为例。明初官场上“空印”就是这档子事，它实际上沾不上什么腐败的边。但偏偏遇上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敢于向潜规则开刀的强势君主。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主要还是由于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有着太多的缺憾和苦难，造成了他在成就自己事业与大明千秋大业时力求完美，甚至可以说是尽善尽美。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他在《大诰续编》中就曾这样说道：“朕所设一应事务，未尝不稳，一一皆尽的当”，这反应在明初财政经济方面则务求无比正确性。
第二，朱元璋是个敢于挑战“旧习”的强势君主，明代时历史学家朱国桢、谈迁都曾认为，朱元璋向来“深恶旧习”，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挑战“潜规则”，但两位史学家都没有说明朱元璋为什么有这样的心理。我觉得，主要因为朱元璋从小起就饱受元朝官场腐败政治与社会“陋习”或说“潜规则”之苦。比如官吏贪污、公开索贿是当时社会的公开秘密，其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当然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了，他们也自然会恨死贪腐官僚和“潜规则”，而来自社会底层的朱元璋内心深处就有这样的思维。对此，《明史》作者十分精辟地论述道：朱元璋“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
第三，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君主，洪武年间，凡事不论大小，必须要向他奏请，才可以执行。官员们一旦背着他去做事，后果不肯设想。对此明代后期史学家朱国桢解释说：“粮税空印，虽行之已久，然高皇深恶旧习，事无大小，必经奏断，方与施行。今未尝奉旨，一发势在必诛”。
第四，从大一统帝国的长治久安来说，非重典严刑和重重打击，是不能铲除这些“潜规则”的，长此以往，一个国家的章法就有被搅乱的危险。明朝史学家谈迁曾这样评价朱元璋对“空印案”的处置：“空印诸事主吏虽无他，然弊不可长，朝廷深恶之未为过。”而朱国桢的论述则更为肯定：“于是（自“空印案”后）每岁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而空印事迹迄今永革。当日上下相沿之习，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这就是说，大明官场自此以后不搞空印之事了，照样还是将核实钱粮的工作做得好好的。
无论空印案的追究有再多的可取之处，但有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案件完全是一个捕风捉影。定性错误的冤案。诚然，国家管理是要有法度和“规矩”，但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体下，法律和规章的缺失这并不是为下者之错吧。问题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只有下面的错，没有上面的错，上级领导永远都是正确的，这是专制体制下的任何臣民都应该永远要记住的生存之道。
“空印案”所涉官员或许只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不想却招来了杀身之祸，而朱元璋严厉处理“空印案”也并非全是犯浑的行为，这或许就是朱元璋作为皇帝备受争议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