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家”的定义，以及作家是否应该关涉政治/现实，一直是许多哲学家、作家不断探讨，争执的焦点。
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指出：“作家的职能是使得无人不知世界，无人能说世界与他无关。”这一观点正与哈耶克暗合。哈耶克（1899－1992）说，记者、教师、牧师、布道者、宣传人员、电台评论员、作家、漫画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需要担负起向普通大众解释、传播复杂且专业的科学知识，从而拓宽人们的认知，加深对社会秩序的理解。
从法国作家左拉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语开始频繁出现在公共领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界开始更积极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作为存在主义的核心人物，萨特积极参与战后的公共事务，他和波伏娃的存在主义著作催生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体制思潮，甚至和波伏娃一起支持“五月风暴”，以近63岁的高龄向激昂愤怒的学生发表演说，表达他对现实的关切。他曾直言，“”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插手与己无关的事务的人群。（The Intellectual is someone who meddles in what does not concern him.）
在这个层面上，他更着重强调了知识分子须秉持的“宽泛”的人道情怀。
他积极引进“介入文学”的概念，认为真正的文学必须指向现实生活：
“一旦他介入语言的天地，他就再也不能伪装他不会说话：如果你进入意义的天地，你再也无法从中脱身了......每句话都包含整个语言，指向整个宇宙；沉默本身也是相对于词语确定自身的，就像音乐中的休止符从它周围那几组音符取得意义一样。这个沉默乃是语言的一个瞬间；沉默不是不会说话，而是拒绝说话，所以仍在说话。如果一个作家选择对世界的某一面貌沉默不语，或者借用一个把话说到点子上的成语来说，他把世界的某一面貌置于沉默之下，人们就有权利问他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你谈论这一点而不是那一点？”（《什么是文学》）
萨特态度鲜明地表示，没有一种文学活动是脱离现实层面而存在的。被称为20世纪冷峻良心的乔治·奥威尔则更简洁精确地概括道：“那种认为文学与政治无关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认为文学与现实无碍的天真幻想在20世纪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事实上，文学与现实早已暗通款曲，不分彼此。据此，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知识分子作为“良善”与“人道”的代表，理应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政治的有效更新负应有之义。人们假托“信任”之名，将权责旁贷，蒙上眼耳，不理身外蜩螗沸羹。他们用缜密的“商业投机”逻辑运营个人的社会生活：将政治话语权租借给“公知”，既无需承担政治经营的风险，又能切实享受从天而降的丰硕红利。而无论是知识分子、商人、作家、普通人......早已同负一轭。个人的私德构成了社会的公德，一旦人人私德有亏，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就会全线崩塌，面对一个失效的伦理机制和亚里士多德定义下的“变态政体”，没有人能独善其身。那样的世界已非“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而是人间成炼狱，处处皆冤魂。
罗素在《我为什么而活着》（What I Have Lived For）中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段话为“人”设下了宽泛而深刻的定义。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社交原子化，道德荒漠化的生物体又如何能被划拨到“人”的类别上来。
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如果你认为保持人性是有价值的，即便它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你也已经打败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