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已经退出美国总统竞选的美籍华人杨安泽（Andrew Yang），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们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但我们能成为治疗的一部分》（We Asian Americans are not the virus, but we can be part of the cure）的文章。
题目没有任何问题，还带有一丝为亚裔打call的意味。
然而，文章内容完全一改题目中的自豪情怀，讲述起了杨安泽因为亚裔身份经历的羞耻感。
故事是这样的，杨安泽去买东西时，碰到三个美国中年人，三人在与他对视的时候，纷纷皱眉头。于是，杨先生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亚裔，并为此感到有些羞愧。
他还强调自己已经许久没有经历这种羞耻感了。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地位很高，在美国混得很好，都可以去选总统了，只是没想到Covid-19 改变了这一切：美国人因为Covid-19而受到伤害，导致他们看到亚裔时，将生活的困难直接与亚裔联系到了一起。
应当如何解决亚裔被歧视的问题呢？
杨安泽以日裔美国人为例，提倡亚裔美国人在疫情面前，必须表现的比普通美国人更像美国人，用爱国行为证明自己的忠诚。华裔医护要更多的去前线，华人要捐更多的钱，要更多的服务社区……
他的这个观点很快在美国的亚裔群体中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有不少亚裔人士都在抨击他这种认为亚裔“应该证明自己‘很美国’，才能避免被歧视”的言论。
其中，美国《赫芬邮报》的亚裔记者Marina Fang就在贴文中写道：“他（杨安泽）的言论其实是在进一步加强美国社会对于亚裔的刻板偏见，即亚裔就应该闷头努力工作，别抱怨太多。可结果却是亚裔被认为不能去抨击种族主义。”
所以，她认为亚裔真正应该做的是与杨安泽所说的相反的事情——站出来抨击种族主义。
她的这番言论获得了大量的点赞。一名非裔美国人就在评论中表示，她也对杨安泽的文章感到不满，并表示她受够了那种“要让白人对自己满意”的思维模式。
的确，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使用逆向思维思考一下：我们曾经想过该如何证明自己是中国人吗？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这场由杨安泽引起的社会辩论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话题——身份认同。
除了与杨安泽相同的美籍华裔（American Born Asian)，所有的留学生和留学生父母也都正在面对这一课题。
父母大都希望在外留学的孩子可以被适当西化的同时，依然保留着中国的“根”。
孩子面对身份认同充满疑惑与纠结。两种文化各不相同，我属于哪种文化？尤其现在出国留学越来越低龄化，有些孩子高中，甚至初中或小学，就已经独自踏出国门，在异乡求学。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一课题，父母必定会担忧，孩子也容易在成长中迷失自我，或陷入自我怀疑。
随着新冠病毒的全球化传播，中国与整个世界都收到了全方位冲击，“逆全球化”成了未来国际发展趋势的可能性之一，中国的国际化教育会受到什么影响？留学生和父母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呢？
父母不愿看到孩子变成“香蕉人”
许多留学生父母的心理都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在出国后可以很好地融入当地文化，多交美国本地的朋友；一方面，他们希望孩子还可以拥有对中国文化最基础的认识和了解，拥有一部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
甚至有一部分父母直言，他们不希望孩子变成“香蕉人”，在中国人的外表下有着完全西方的思想。
换言之，父母让孩子留学的初衷并不是让孩子只接受和吸收某一种单一文化，而是希望孩子可以通过留学，看到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可能性。
积极地吸收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是避免文化单一化的有效方式。
“多万卷书、行万里路”，认识世界的方法有很多种途径：亲身经历；聆听他人转述；阅读或观看影视作品。
出国、交当地朋友是通过亲身经历和聆听他人转述是前两种认识世界的途径；与此同时，不喜欢孩子接受的文化过于单一的父母，应当多鼓励孩子增加新的方式认识世界
阅读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认识世界的途径。
最近，何炅还在某节目中公开了疫情期间宅家的日常。 节目中，他与观众分享了他的感想：
“我之前的阅读都是碎片式的，有的时候可能十几天，甚至一个月可能才读完一本书。但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心比较定，所以阅读的速度变得非常地快。有的时候一天就可以读一本甚至两本书。”
网上总是热议何炅的亲和力、高情商、以及出众的才华。这一切，都离不开他读过的每一本书。
三毛曾经在《送你一匹马》里说过这样一句话：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
所以，当孩子通过阅读大量的文字，获取内容丰富独特、时间跨度长、文化风格迥异的多维度信息后，便不会只拘泥于某一种，或者某几种片面的文化认知。
留学生们都是“第三文化儿童”
“香蕉人”最开始指90年代第一批出国生活的华裔，后来慢慢开始形容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移民，近年来开始形容越来越低龄化的小留学生们。
其实“香蕉人”这个说法已经有些过时和不准确了。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TCK”（Third Culture Kids），即“第三文化儿童”。这个名称源于社会学家作者David Pollock和Ruth Hill Useem 1950年的著作。
如果将父母原有的文化称为第一文化，而孩子在成长的重要阶段身处的文化为第二文化，那么孩子自己经过融合而形成的文化便是“第三文化”。第三文化的孩子，既不完全属于父母的第一文化，也不完全属于自己成长的第二文化。
所以，父母不必担心孩子完全接受国外的文化，从而丢失原本的中国心；或者即使走出国门，也只保留着传统的中国思想。
留学生们会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有所感悟、有所思考，从而形成属于留学生群体的独特的“第三种文化”。
“逆全球化”对留学教育的影响
虽然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新冠病毒的全球性传播，以及各国不同的应对策略，的确暴露了全球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目前，国境边界的关闭、人员流动的限制，国际间交通来往的大幅减少，仿佛让世界一下子回到了全球化开始前的状态。
“逆全球化”指与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思潮。这一概念最早在2017年，特朗普实施新经济政策致使中国面临经济风险增大的时候，第一次被提出。
如果“逆全球化”真的成为未来的必然趋势，势必对中国本土的国际化教育产生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也不失为一次中国的国际化教育改革的机会。
中国最初的国际化属于“输入性”模式，将国外课程全盘引进。这样的引进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脱离具有本土特色的国民教育系统；从小在中国接受国外的教育，学生容易产生母语“错位”，从而给孩子的身份认同带来困惑”。
然而，借助“逆全球化”，中国队的国际化教育有机会转变为“内生型”教育，从英语优先、母语弱势，转变为母语优先、双语共同发展。
在夯实母语的基础上，学好英语，真正的中英双语人。
如此一来，国家化教育的课程体系也将有所调整。在中美学科知识点整合的基础上，加入西方优质的思想与理念，注重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让学生教育过程中便形成自己对“第三文化”的认知。
这样更加适合中国本土学生的更新版融合课程体系，将为学生打下更宽广的学业基础，让学生与父母即使需要面对存在不确定性的大环境时，可以接受多元化教育，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