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看过这样好的故事片了，1997年末由罗伯托•贝尼尼导演并主演的《美丽人生》，2020年初在中国内地上映。晚上刚刚看过，意犹未尽。对于电影的好与否本身并不太重要，而它让观众能沉浸，能回味才更能说明它的出众。

下午和朋友在咖啡馆里讨论文学和音乐、绘画在艺术层面的异同，聊起我们最近都读过的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我目前正在阅读中），提到王尔德、马拉美、村上春树、莫言、和陀氏（名字太长），对比了他们与巴赫、达芬奇的异同。尽管这些都是闲聊（正因为闲聊就不具体描述了），但似乎极具模糊感的得出一点点姑且妄称之为小结论的结论。不具备任何说服性，所以不提也罢，免得自惭形秽。不过，本来今天是想好好继续写一写这个话题的，但被晚上的《美丽人生》捷足先登了。

在观影过程中还真的让我想到了乔治•奥威尔的这本书（上文提及），都属于黑色幽默，但显然电影里关于集中营中的故事更为令人动容。在二战气氛笼罩的意大利，一个外表看似笨拙、略带可笑但心地善良的犹太人父亲在集中营中编织了一个保护他的儿子游戏，以至不让后者受真实环境摧残的故事。整部电影在看起来满是轻松幽默的氛围下讲述了一段战争阴影下的记忆，同时也让成年观众的笑声中自然地潜藏着感慨，这就是普通卖座的搞笑电影不能企及的黑色幽默。

在影片结尾处出现了一段其中的“儿子”成年后的旁白叙述，说这就是他的父亲送给他的礼物，而在影片最后“父亲”终究还是被纳粹枪杀了。这样的影片很难简单地说它是一出喜剧还是悲剧，但我们在说它是一出喜剧或悲剧时总会带有一丝迟疑。说喜剧，它是集中营的故事；说悲剧，它最终以纳粹失败结束，同时“儿子”获得了新生。就像好影片或者纯文学，没有一个彻底的好人或坏人。往往这样的艺术作品会更久地停留在受众的印象里。

唯一的美中不足的是我自身的原因。说来惭愧，我对于集中营有关的历史知识极度匮乏，几乎没看过任何相关的书籍、记录片等。对于《美丽人生》的理解想必是有些隔阂的。似乎导演也考虑到了这方面原因，为了照顾多数观众以及艺术的角度（分清主次），尽量把电影拍的容易看，弥补了观众的短板。所以，我妄加揣测，是不是“好的程度”较高的作品起码是需要受众要有些基础的，而不是仅仅受大众欢迎就可以了。类比出来的类似问题很多，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结论，就不做探讨了。

简述一点儿我对黑色幽默的看法。在目前现有的各种意义的“大”环境中，黑色幽默一直是相对高级一些的艺术形式，并且大多数是需要和现实有较为紧密联系的。在剧情推进或以“讲故事”为主要手段的今天，如果创作者想探求更为精深的角度和层面，黑色幽默是一个尚佳选择。它既有幽默又是黑色的。它既包含了人们对快乐的憧憬，又不忘提醒人们和动物的区别。但它又不说教，不教化，只是呈现，一种可以夹带隐喻、印象等等元素的极富双重性的呈现。这样的“想头”就是其魅力本身，告诉人们思辨是一种快乐，快乐带着一丝思辨会让人变得多维，多维预示着圆融的同时也会多出很多束缚，而正是束缚才让人自由。再说回黑色幽默，在文学中它也并不是什么太过高深的流派，它仅仅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文学，无非是荒诞中的悲喜交加。（参见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笑，在今天似乎尤为重要，谁也没想到相声、小品、段子、脱口秀等如今以势如破竹的趋势在我们的生活比重中愈发强势。而如林语堂、老舍一辈的幽默早已是龛中尊神，只负责被摩拜，真的沉心细读的人少之又少了。这倒并不是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堕落现象，追求简单、直接一直是人类本能之一。它们只是反衬了如《美丽人生》一类的作品更有可想性，更让人沉浸在其中可能要个两三天的那种状态，是快餐式搞笑片不能给的“停留”，且不论它们的孰轻孰重。今天还在和朋友交流，历史是个圈，某些领域会不会再一起出现“返祖现象”，比如电影，观众重新开始大批量地欣赏高水平高质量的影片。如此呈现本身如果能被大多数人注意、探讨，大环境是否会因之而形成另一番景象，这是我们关心又期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