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住在北京胡同的平房,院子不大但还算方正,东北角种着一棵核桃树。听姥姥说我们搬进来时它就在,估计年头不短,树干直径有三四十厘米粗。核桃树枝繁叶茂,盛夏时枝叶将小院子覆盖住,仿佛撑起了一把绿色的遮阳伞,让人一进院子就感到丝丝清凉。我喜欢在院子中的摇椅躺下,仰头望向那一片绿色。微风吹过,树叶摇动沙沙作响,阳光从叶片的间隙中透过来,照在脸上留下斑驳光影,有时会晃眼睛就干脆闭上。 就这样静静躺着发呆,会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核桃树偶尔会长一种绿色的毛毛虫悬吊在空中,我们叫吊死鬼或洋喇子。 在虫子还没长出毛时,翠绿色肉肉乎乎的,我们会经常拿着它吓唬外院的孩子。 当它长出毛时虫子会变成褐色,这时千万不能沾到那些毛,否则沾到那里那里就会又痒又痛,仿佛被蛰了一样。 我们的土办法是用胶布或胶带贴在皮肤上再撕开,把洋喇毛去掉才会好受一些。那个时节,进出院子都要护好自己,免得中招儿后“痛不欲生”。大人们说这是核桃树生病了,会给树根上药,给树干喷药。
到了秋天,核桃树结满了青色的核桃,挂在枝头一颗颗圆圆的绿果子等待人们采摘。大人们会组织院子里的人一起用竹竿打核桃。一定要戴好帽子,最好是硬的,不然砸到头上很疼。 我们孩子基本上是顶着各种盆(洗脸盆、洗菜盆,有什么用什么)上阵。全副武装的我们是才是主力军,除了用竹竿打核桃,还会爬上房顶,顺势骑坐在核桃树干上用大剪子剪,忙前跑后,开心得不得了。
新鲜核桃很好吃,但吃到并不容易。 鲜核桃绿色的外皮要剥开,才会露出硬核桃壳,是淡淡的黄褐色。 剥皮的过程一定要戴好手套,不然双手会被外皮的汁液染成黑色,怎么洗都洗不掉。 剥掉绿色外皮的核桃用小锤子轻轻砸开,露出里面白嫩的核桃仁。 在吃之前还要去掉裹在外面的一层褐色薄皮。如果连着皮吃,会又苦又涩,完全尝不出核桃的清香脆爽甜。这样的新鲜核桃我能连着吃二斤,吃得自己肚子都要撑破了还停不下来。
这棵核桃树很是盛产,院子里每户分下来都不少。大人会让我用脸盆端着送给邻近院子里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妈。那时候胡同大杂院居多,街里街坊间互相走动得很勤。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儿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和现在讲究保持一定距离、保护“个人隐私” 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太近了)。 每天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回家,都是饿得前心贴后心的,如果碰巧家里没有人,就直接找到东屋奶奶或西屋阿姨,反正不愁没有吃的。谁家要是包了饺子炖了肉,也会拿到院子里给大家一起尝尝。我们院子里的核桃送出去,会收到邻里院子种的山楂或柿子,真正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秋天落叶时,我们会玩儿“拔根儿”的游戏。别人用杨树叶,我们就地取材用核桃树叶。手里拿着长长的叶根,把两个叶根交错在一起,两人揪住自己手里叶根的两头,同时使劲往自己怀里拽,谁手里的叶根儿断了谁输。胜负取决于叶柄:不能挑嫩的,要挑那种又老又黄熟透了的,最好都成褐色的“老根儿”,有韧性且粗壮的。童年的游戏简单但充满乐趣。
到了冬天,核桃树叶子全都掉光了,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树枝突兀地伸向四周。有时刮大风,树枝乱晃会刮掉屋顶的盖瓦,或敲打着房檐发出咣咣的声响,那时大人们就会一边埋怨着,一边上房用锯锯断一些枝条。那时的冬天很冷,院子里的自来水管会冻住,得要用开水浇透才能用。 住在东屋的奶奶会用一床破棉被把核桃树裹住,给它穿上棉衣。她养的猫儿,当然还有我家的大白小白,会调皮地在棉被上磨爪子,划出一道道爪痕,使得穿着棉衣过冬的核桃树“衣衫褴褛”。等到雪后,核桃树银装素裹,张牙舞爪的树形一下子也变得妩媚起来。我们会将树干当作掩体打雪仗,也会用力晃动树干,落雪纷飞。
在那个小院子住了十多年,核桃树陪着我们这拨儿孩子长大,成了我童年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我的大白埋葬在它脚下,我的心事也曾刻在它身上。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我刻意或不经意忘记了),核桃树被砍,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墩,刻着年轮一圈又一圈。再后来,树墩也被移走,地上留下的一个大洞被土填平,再也看不出这里曾伫立过一棵核桃树。 小院子显得宽敞了许多,头顶也不再有遮挡,但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心里空落落的。 再然后,我们一家就搬离了这个院子。
有时候做梦我还是会梦见那棵核桃树,梦见自己在它枝繁叶茂身下,躺在摇椅上,似梦似醒。梦见斑驳的阳光顺着油绿叶子的缝隙撒下来,照得我暖洋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