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这部小说通过对贵族的骄奢淫纵和底层人民的落魄，两个阶级产生的尖锐矛盾，上层对下层的残忍压迫，揭示了法国大革命这一不可避免的悲剧。这部小说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这时候的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而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和精神享受的同时，也发现了其弊端，即阶级分化的极端，资本成为划分人民等级和主导或从属地位的标准。底层人民的被剥削被压迫，民怨沸反盈天的情况与18世纪的法国如出一辙。作者通过这两个城市的相仿经历希望给予当时社会一些警示。
人道主义是指强调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力的观念和思潮。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发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又具体为“自由、平等、博爱”，狄更斯毫无疑问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以暴抗恶，主张以仁爱精神来进行阶级调和，并用马内特医生、露西、梅尼特等正面人物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但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文章实实在在反映的是对底层群众的同、，对弱小的维护，可我们仍然能够看出许多矛盾之处。
首先便是作者自身对于下层群众的看法到底是不是真的纯正的仁爱以及同情，当贾维斯·洛里先生和马内特小姐第一次来到巴黎较破、住的较挤的地区内，作者通过洛里先生的视角描述了眼前所见之景:
“在这座巨大的藏污纳垢之所似的高楼内的每一个小住处——即是说，在开向共用楼梯的每一个门内的一间或数间房间——除了从各自窗户扔出去的垃圾，还在各自的楼梯口堆了一堆垃圾。即使贫穷、匮乏没有把它们无形的污秽充满空气，这样造成的无法控制，无法治理的大量腐败物，已经污染了空气;在这两种污染源的配合作用下，这儿的空气简直无法忍受。”
在文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比如在刻画贫民窟的人们面对打翻的酒桶时的反应，狄更斯将他们比作"街上来过吃腐肉的动物"，“大嚼着那些含酒更多的被酒泡烂的碎片”。
当作者在刻写一些贫民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总是把其和“肮脏”“污秽”等等联系起来，并用一些下流的字眼来比喻那些可怜的人民，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用这种触动人心的笔触来与贵族进行强烈对比从而更加突出穷人的不堪和难耐，但是我认为清贫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不等于可以用让人不适的字眼来比喻和描绘。派姆·莫瑞斯曾经对他的矛盾态度做出这样的评价:“在他的话语中，内心对控制权力的渴望、对征服的冲动以及刻意保持的疏离，通过一种屈尊俯就的、说明般的态度表现出来，这种态度把那些与他交谈，或被他谈论的劳动者变成了接受学识的被动对象。”狄更斯对于下层群众的描写总是觉得隔靴搔痒，不得本质。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理一下，是否狄更斯在饱含着对人民的同情的同时，也对自己不属于那些“下水道老鼠”和“垃圾堆”而沾沾自喜，在面对下层人民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罪恶的“优越感”。而对于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狄更斯认为是其本身的道德败坏，而非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合理，令人唏嘘。
联系起马内特医生这个形象，马内特医生正义无比，是绝对善意的代表和反对压迫的斗士，面对贵族兄弟的残忍，他一纸状书却将自己封锁在巴士底狱18年，出来后女儿露西却硬要和贵族成员达奈尔结婚，在自己的信仰和女儿的终生幸福中，马内特妥协了。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内特医生象征着狄更斯内心深处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无限信仰，而马内特医生对贵族的妥协便是狄更斯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认可，为了掩饰自己的内疚和愧意，达奈尔这个角色也被设计成并非完全的贵族习气，反而是对贵族的逃离，这种设计不仅是对马内特的宽慰，也是对狄更斯自己的宽慰。
其次，在人民反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统治，又不希望下层群众用暴力来推翻政权，他反对革命、反对暴力，希望用教育和施舍等温和的方式来调和阶级矛盾，更多的是，狄更斯没想好该如何面对这种矛盾，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让他看到了不稳定和萧条，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变成那副残破的模样，便妄想用这种折中的方式维持着虚假的社会稳定。狄更斯对人民的同情是无法质疑的，但是处于社会和现实的局限，他确实无法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解决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只能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他把道德和善良的光辉洒在了无数的人民身上，却无法阻碍革命的发展。
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是理想化的是具有局限性的，是带有个人私心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双城记》的历史价值是无限的，它在社会分化无比严重的当时给处在黑暗中的人民带去了一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