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坚守自我、独立思考的人，他们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权势所屈服，亦不为潮流所裹挟。他们的故事，或许会提醒我们放慢脚步，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

1936年6月13日，德国汉堡市海军训练船正在举行下水仪式，阿道夫·希特勒突然出现在活动现场。此时所有人都向希特勒行了一个标准的纳粹礼。只有一个人不仅没有行礼，还环抱双臂，露出了一脸的轻蔑与不屑。

他是奥古斯特·兰德梅塞(1910-1944)。

1945年4月28日，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及情人贝塔西等人，被意大利游击队枪决。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吊在广场一个加油站的棚顶上，示众。成千上万的人涌来观看。贝塔西被枪决时穿的是半身裙，尸体被倒吊时，裙子自然下垂了，露出了内裤。就在这时，围观人群中走出了一个人。他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独自爬上了梯子，将贝塔西的裙子拉起，并用自己的腰带系住裙摆，让其不再下垂走光。维护了这个女人的最后尊严。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每提及此事，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也许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微不足道，但他出于善念，逆众而行，至今让我们对人性抱有信心。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珍珠港。次日美国国会就是否对日宣战进行投票，两院471名议员中只有作为众议员的她，投了反对票。她说：“作为一名女人，我不能去参加战争，但也反对把任何一个人送上战场，这是没必要的，我投反对票。”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众议员。早在1917年，就美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决，她也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当时她说：“我希望支持我的国家，但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1985年，一名女性的雕像被陈列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雕像大厅，基座上的题词是：“我不能投票支持战争”。

这座雕像的主人，就是那位投下唯一反对票的珍妮特·兰金（1880-1973）。

在史达林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忽然迷上了她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在得到她灌制的唱片后，他给了她一个装有20000卢布（大约是当时该国人均年收入的十倍）的大红包。她给史达林回了一封信，信中她写道：“谢谢你的帮助，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将日夜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1953年3月5晚，史达林被发现猝死在别墅地板上。那时，室内的唱机上播放着的仍是那张她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这是一个令无数男人汗颜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玛丽亚·维尼亚敏诺芙娜·尤金娜（1899-1970)。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他站出来反对日本侵华，公开呼吁执政者悔改。 他说：国家的理想在于主持正义，使弱者的权利免于强者侵害压迫。他说：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他被迫辞去教职，但却继续办刊、出书发表反政府言论，直到日本战败。 他曾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他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在黑暗时期的良心"。

他的名字叫矢内原忠雄(1893-1961)。

1952年，有3000余年建城史的北京，开始大量拆除历史建筑。作为建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他，为了保护古建筑奔走呼号。但在一片狂热的改天换地的呼喊声中、在要把北京插满烟囱的口号声中，他的声音微弱如寒蝉。绝望中的他抱着城砖，痛心疾首地哭，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哭着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转眼，68年过去了，今天的人们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愚蠢时，一切都晚了。今天的人们，在那些不会超过四十年的伪古迹前或伪古镇中，摆出各种姿势拍照时，也许会想起他的话，但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哭声。

他就是梁思成（1901-1972）。

1968年11月1日，虽只有66岁、行动却已困难的她，指着当天的报纸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XX永远开除出党”的新闻，用手中的拐杖咚咚地敲着地板，对来探望她的人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从逻辑上讲，一致就是100%，少一个都不能叫一致。在前一日132名重要人物参加的举手表决中，有131人举手表示赞成，只有她把手抚在自己的胸口，没有举起来。事后，康生对她说：“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许多年后，耀邦同志对她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这位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大姐，是当时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她叫陈少敏(1902-1977)。

再糟糕的时代，总还有一些高贵的灵魂不愿随波逐流。

让我们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