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星星之火（七）•战地黄花》（01）
第一章：彭德怀进军湘鄂赣边
（1）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当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的时候，红五军与王佐部在彭德怀、滕代远的率领下，从井冈山进军湘南，后又到粤北石城。在南雄驻扎了五天后，又往北，经大余、南康、上犹、崇义各县，直到七月中旬，才返回湘赣边界。
此时，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也在书记邓乾元的领导下，指示各县地方党，把各级党组织已恢复得差不多了。那时，特委驻在九陇山区的大湾村，一直指导着宁冈、永新、莲花、茶陵、酃县、遂川等地的革命斗争。
说到九陇山这个地方，最早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红四军撤出高陇后中共茶陵县委就转移到了那里，后来在一九二八年七月由于国民党湘赣两省开始对永新实行“会剿”，红四军前委和中共永新县委也转移到了这里。再后来，红四军从桂东回井冈山后，还把这里连同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腹地，作为两个军事根据地来建设。
九陇山地处永新县的最西端，属于罗霄山脉的南部支脉，从石峰仙一直延伸到三湾境内，属于“东北—西南”走向。山中连绵起伏的山峦一共有九道，由此构成了九个山冲，也就是山间平地，而且都有小块的陇田，所以被称为“九陇山”。
但是，由于山上林木茂盛，怪石嶙峋，同时到处也呈现出深沟涧壑，从而构成一种层峦叠嶂的状态，其险峻不亚于井冈山的朱砂冲，只是山上面积有些小，方圆才七十里左右。
可这里的地理位置却非常重要，它地处湘赣两省的四县交界处，即西接茶陵，东达永新，北临莲花，南靠宁冈。
在这里，人们又把九陇山分为上九陇和下九陇两部分。上九陇在山上，只有几十户人家，耕田有数百亩；下九陇在山下，是一个长达几十里的沿江山区，沿途村庄很多。
在上九陇，林木繁茂，地形复杂，这里只有两条路可通。一遇到敌情严重，当地的赤卫队员都是转移到那里，因为那里便于隐蔽，易守难攻。
在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第三次两省“会剿”期间，也就是一九二九年的一月下旬，中共茶陵县委和宁冈县委、永新县委都先后转移到了这个九陇山，同时还有它们的地方武装县赤卫大队，加起来总共有三百多人，由此中共湘赣特委把它们组成了九陇山赤卫总队，任命鄢辉为队长，刘作述任党代表，统一指挥这三个县的地方武装，与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互为犄角。
当敌军攻下井冈山后的二月初，又集中四个团加上这附近四县的挨户团一起来围攻九陇山，他们从宁冈的蔡家坪进来，沿途烧杀，无恶不作。鄢辉在知道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赤卫总队在上九陇加固工事，设置障碍，分别扼守着三个山口。
终于，在二月七日那天，战斗打响了。
敌军先是用迫击炮轰，然后就展开了进攻，结果是赤卫大队转移到靠茶陵那边的山上隐蔽起来，待敌军在山下烧杀抢掠后宿营吃饭时，鄢辉采用了疑兵之计，把三百多人分作五个小队，每个队一个军号从不同的方向吹响。
这一下，敌人不知道虚实，以为红军铺天盖地而来，吓得马上就落荒而逃。这样，他们也就趁势掩杀，居然打退了敌军的这次进攻。
敌人看这个办法不行，就集中兵力，从两边山上压过来。这一下，鄢辉估计可能吃不消，于是马上掩护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四县的中共县委和当地一些群众分散突围。
这便是九陇山保卫战的全过程。
赤卫总队转移后，敌军对九陇山区进行了疯狂的烧杀，他们嚷叫：“打开九陇山，银子花边用箩担；杀进九陇山，石头要过刀，老人伢子炒榛椒。”
经过了敌军蹂躏后，九陇山又恢复了平静，但老百姓的房屋被烧，许多人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为恢复九陇山军事根据地，被毛泽东特意留下的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宛希先，以特委巡视员的身份，于二月中旬从茶陵来到了九陇山区。他秘密召开了由宁冈、茶陵、永新三县县委参加的联席会议，产生了以原特委常委朱昌偕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把机关设在小江村，继续领导着附近几个县的革命斗争。
三月十一日，原特委副书记陈正人也来到这里，于是临时特委在十四日又召开原特委常委扩大会议，产生了新的临时特委，仍由朱昌偕任书记。
到了四月间，原特委书记邓乾元从酃县回到了宁冈，又在九陇山召集特委们开会，正式恢复了原特委的工作，把特委机关设在了大湾村。
这样，在原特委主要成员建立的新特委领导下，在湘赣边界的中共永新、宁冈、茶陵等县的各级党组织很快就恢复起来。
九陇山也成了中共湘赣边界各县的政治中心。
在短短的三个月中，经特委的努力，边界各县的党员已从两千多又发展到五千多人，地方武装从三百多支枪已发展为五百多支。
为此，邓乾元在五月二十日就边界的党务、军事、土地革命、游击区域等问题，还向中共江西省委作了详细的汇报。
（2）
一九二九年七月，从井冈山南下酃县的红五军又回来了，他们是五月从赣南重返井冈山后经特委的同意，为了解决军需物资所采取的游击行动。
在进入边界后，王佐的第六纵队回到了茨坪，而红五军第四、五纵队，就在这个四县交界处的九陇山区进行休整。
几天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九陇山大湾村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边界特委、永新县委和红五军军委，主要有邓乾元、朱昌偕、王怀和彭德怀、滕代远等人。
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目前井冈山根据地已恢复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趁着蒋桂战争刚刚结束敌人可能还无法顾及到红军这一有利形势，把边界的根据地应该向北和向东延伸，所以红五军目前应该去攻打安福县城。
如果把安福县城拿下，其意义可就大了，既可以切断莲花与永新的联系，还可以分别去消灭莲花县城与永新县城的守敌。光这一着，就能拿下三县。
这一见解，马上得到了与会者绝大多数的一一赞成。
但此时，彭德怀听了，心里并不乐意。因为攻城这事，还要看它的具体条件，或者说敌我力量的对比，还有地形等因素。
更其重要的是，还得看到动态的一面，比如一旦久攻不下，敌人援兵来了怎么办？从安福的地形来看，它在永新的北面，去年龙源口大捷后，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在它的南部地带发动过群众，但是那里紧靠吉安，动静一旦闹大，情况就不妙了，所以当时二十八团也没坚持几天，就撤了。
现在邓乾元提出这个问题，彭德怀一下就敏感到，如果要去攻安福，那肯定得惊动吉安，这里可是赣军在江西西部屯兵的大本营，搞得不好，会吃不了羊肉惹一身臊。
于是，彭德怀说道：“吉安有敌军一个师部和一个旅，永新、莲花县城各一旅两个团；安福城虽小，城墙高且坚固，不易攻下。我看还是往南边的泰和，可能更有利一些。”
邓乾元却说：“泰和，那是早迟都要去占的，这安福目前很重要，只要把它攻下，就可以把三县连成一片，其政治意义非同小可。它可以唤起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这对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是有促进作用的。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那里只有一个营的敌军在守城，你们红五军去，应该是坛子里捉王八，手到擒拿。”
“不会吧，那么大的县城，只有一个营？万一这个数字不准确呢？再说他们就没有当地的民团协助吗？”彭德怀担心地说，“如果我方攻城，敌方一定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救。我们现在的兵力是有限的，只有一千三四百人。这个数量，攻城都有些吃力，去阻击敌人的增援，就没有人了。所以，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列席会议的参谋长刘之至也说：“如果一旦打起来可能会陷入被动，这样对现在这种有利的局面会不利的。城北侧溪河，水流湍急，现在是夏天，一旦下雨就不能徒涉，即使攻克了安福城，也不能固守，反而更增加困难。”
邓乾元却自信地说：“只要我们打下安福城，敌人会害怕我们再去打永新和莲花，所以一定会向吉安撤退。至于援兵之说，应该是不存在的。就算是有，那时你们早已把守城的那个营给吃掉了，然后掉过头来对付他们，完全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为了证明这个话有力度，他还以上个月井冈山地区的敌人残余势力被消灭为例，说这些敌军根本就不经打，只有一会儿工夫，就被广大军民像秋风扫落叶似的被横扫了出去。
但是彭德怀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让邓乾元却下不了台，怎么办呢？大家只好举手表决。结果，除了彭德怀，参加者都赞成攻打安福，包括军委书记滕代远。
他为什么不支持彭德怀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必须要与上级党湘赣特委保持一致；第二，在他的意识中，也认为敌情没有彭德怀说的那么严重，说白了还是觉得该打。
就这样，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打安福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3）
安福位于江西省西部，但不是最西端，它的北部靠宜春，或者叫袁州，而西边，还有一个莲花县。在莲花的北面，就是可以直接坐火车去长沙的萍乡。
从整个战略态势来看，如果能占领安福，那就可以打通去宜春、万载、铜鼓这条路，这就距浏阳、平江不远了，或者说，就可以和留在湘鄂赣边的黄公略他们的第二纵队会师，但是这能攻得下吗？
现在，联席会议已通过了，部队也就只好整装待发。但彭德怀的心里却窝着火，既对邓乾元这个书生感到不满，也对他的搭档滕代远感到不解。他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作为红五军的党代表，怎么会和邓乾元一个鼻孔出气呢？他就搞不明白了。
其实，滕代远的心里也是明镜似的，即使他要支持彭德怀，这个事情可能也没法扭转，因为举手表决，他们依然占少数。再说，共产党是党指挥枪，不能意气用事。在从军之前，他是中共湘东特委书记，这个规矩他比谁都懂，又怎么能公开表示反对呢？再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军事冒险，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呗！
就这样，两人在隔着肚皮打官司的情况下，带着队伍出发了。
七月的天气，阴晴不定，而且热得难受。可此时，彭德怀的心里却是憋得难受。明明知道这是一步死棋，还要往里钻，这不是跟自己过意不去吗？但此时是没办法了，按照红军在哪个地界活动就必须要把当地的省委、特委作为自己的上级这个规定，他还必须得听从中共湘赣特委的，或者说听邓乾元的。
就这样，部队从宁冈古城出发了。经过永新的三湾，再经过北乡，最后进入了安福的洋陂。一路还算顺利，没遇到大的敌情。最后，他们又从洋陂往北翻山，到了严田的塘背村，这里已距安福县城不远了，但是看看天黑，只好在这里宿营。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的前锋部队到了距县城三十里的迎宾桥时，却遇到了敌军的一个工兵营和一些靖卫团，于是双方就打起来了。
为了抢占迎宾桥后面的那个山头，贺国中指挥第五纵队经过了浴血奋战，结果交战三小时，才将这个工兵营打垮。
此次战斗，击毙了那个工兵营营长，还俘虏了不少人。从表面上看，红军这边算是赢了，但纵队长贺国中却在战斗中牺牲。
这让彭德怀知道这个事情后，简直气得暴跳如雷。
贺国中是什么人？是他特别倚重的一员大将。这一损失，相当于把他的胳膊给折断了一只。这可亏大了！
于是，他越发地抱怨这个邓乾元，偏要让他来打这个安福。这一下可好，连他一直被当着顶梁柱的贺国中都搭进去了。
对于这件事，他简直是义愤填膺，既而又捶胸蹬足，两行热泪还不自觉地从眼眶里往外渗。
滕代远在旁边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明明是一件好事，没想到会是这么个效果。于是，也怀疑起当初自己的判断来。
看来，在这个军事上，他可能还是没有这个老彭有经验，这个却是他的弱项呢！
于是，他主开始安慰彭德怀道：“老彭呀，也不要太难过，看来我的经验还是不足，在那个会上没支持你，真有些遗憾。以后军事上的事，还是得多听听你的才行！”
（4）
红五军占领迎宾桥后，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到了安福县城外，但只见城门紧闭。看来他们来进攻的消息早已传进城去，所以使得这里已有防范。
此时，彭德怀把一千三百多人一字儿排开，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但是城墙高而厚，城头上敌兵密密麻麻的。这哪里是一个营嘛，有经验的人一看，至少是一个团。这个邓乾元，不知是从哪儿获得的情报？真是害人害己。但此时已没有办法了，既然来了，还是得硬着头皮攻呗！
当部队陆续到位后，彭德怀下令开始攻城。
接着，掩护攻城的枪声响了，它的目标就是对准城头上那些守军。待他们躲进城垛后面时，攻城部队扛上云梯奔到城下，然后开始爬城。
但是，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明明看见快要爬上去了，就在最后那一步，不是被躲在城垛后的敌兵截杀，就是中弹从梯子上跌落下来，这让彭德怀感到十分地痛心。
这不是一个个由面团捏的小人呀，这可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守城的敌兵活活地打死了。
当然，要革命就会有牺牲，这个道理他懂，可是有一些牺牲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呀？！这怎么就避免不了呢？
城墙久攻不下，这时有人出主意，干脆把煤油浇在棉絮上，然后放在城门下，让它烧燃起来，既而可以烧掉城门，这样不就城门大开了吗？
彭德怀想，看来，目前只能用这个笨办法了！
可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时，天公却不作美，居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顿时，黑云压城，电闪雷鸣，四周平地汇水，然后都“咕咕”地流进了护城河。在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居然把护城河给灌满了。
再来看已燃起的棉絮火焰，却早已给浇灭了。
此时，彭德怀知道，这城肯定是攻不下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赶快撤离，因为敌人的援兵一到，全军就会遭到两面夹击，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他传下令去，马上撤离，按原路返回。
此时，一向谨慎的第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建议最好不要走原路，以防敌人有埋伏。但彭德怀却没听，他想，敌人都在城里呢，能有什么埋伏？再说，其他县的敌军，也未必会那么快就来吧？还有这场大雨，他们能吃这个苦吗？
道理虽是这样，但彭德怀此次却失算了。结果他们刚回到贺国中牺牲的那个迎宾桥附近时，又遭到了敌军的袭击。
这一下，损失可就更惨了！其经过是这样的。
攻城后的第二天拂晓，彭德怀随黄云桥那个大队走在最前面，行不到一里，就遇到了预先埋伏在那里的敌军。
顿时，枪声四起。原来，这是来自永新、莲花，吉安三路的敌军，他们估计彭德怀要走老路返回，所以就在这个迎宾桥附近埋伏。
关于这个举措，他们应该是歪打正着。
按理说，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战斗，一般的用兵之人是不会走这个老路的，而经验丰富的彭德怀呢，却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当成了最安全的地方”，结果却正中了这些意识肤浅的人的下怀，这样就造成了红五军不可避免的第二次损失。
这一次，尽管红五军广大指战员猛冲猛打，可在短时间内却没有冲出包围，待经过血战到底的决心后，才冲出了三面重围，然后仓皇退回到靠近永新的洋陂。
这时才清点人数，发现伤亡三百多人。参谋长刘之至也壮烈牺牲，其他十一个大队长有九个负伤，第五纵队队长李灿还负了重伤。
一次偶然的失算，使彭德怀陷入了万分的悲痛之中，他突然感到身心疲惫，居然坐在路旁的一块大石上痛哭起来。
这可是血的教训呀，他悔不该不听何长工的提醒，更憎恶那个白面书生邓乾元，他非要让他们来打这一仗！
（5）
安福战斗后，红五军驻扎在永新县城以西三十里处的西乡。
此时，已到了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是他们在平江举行暴动的一周年纪念日，所以在这里，彭德怀和滕代远等，为了激励战士们的斗志，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彭德怀把一千余人的队伍集合起来，首先对刚在安福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默哀，然后又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按照民间习俗做成一个个灵位，对它们进行宣誓，再献花。
在那种环境下，没有笔和纸，就在河边捡拾一些干净的条形石块，用锅烟墨写上烈士的名字，也就成了这个人的灵位。
花从哪儿来？这个倒好办，就在附近山坡上去采集，然后捆扎成一束束的野花。
接下来，彭德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他说：“同志们啦1，我们在去年的今天，打出了脱离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工农革命的红旗，在这一年来的过程中，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有的战友倒下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实践告诉我们，革命是艰难的，我们不是被围追，就是被堵截，更多的时间，却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但我们是不是就不革命了呢？不是。作为一个七尺男子汉，那是不会被这点困难所吓倒的！”
党代表滕代远也讲了话，他说：“我们要踏着烈士们的足迹前进。这一年来，虽然牺牲了一些同志，但却唤醒了许多人起来革命。要确信，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革命是光荣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它只能说明我们还很弱小。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广泛地发动群众，让他们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这样才能让更多人来加入。以后，在战场上遇到向我们投诚的士兵，只要他们愿意革命，我们就留下，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受苦人，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会壮大起来！”
之后，他们带着队伍又回到宁冈古城来驻扎。在那里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第四、第五纵队缩编为两个支队，合并在第六纵队中，仍以王佐为纵队长、刘宗义为党代表，滕代远兼政治部主任，这两个支队，分别由李灿、郭炳生分任支队长，何长工、张纯清分任党代表。
此次整编，因军部参谋长刘之至已牺牲，彭德怀又重新任命邓萍为参谋长。
自平江暴动以来，邓萍与红五军军委发生过两次严重分歧，都被停了职。第一次是柏露会议中，他公开反对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这让彭德怀很生气，停了他的职；第二次是在雩都附近养伤时他却公开提出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表现出害怕困难的一面。但是，后来红五军要重返井冈山了，他又厚着脸皮跟着一起走，怕离开了红军更没有出路。
总之，他的心里是矛盾的，尽管他是红军的高级干部，而且在彭德怀还不是党员时，他已经入党，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他，仍需要革命的烈火去淬炼。
在这次整编中，彭德怀也总结了安福战斗中失利的教训。但是他只从军事上入手，却没有从政治上去分析。毕竟，他只是个军事指挥员，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政治方面，首先是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已经看出，说此战“有如春雷之初夏，振奋了群众的勇气，吓退了敌人的猖狂”。所以，书记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中高兴地称“群众不论大小老幼通通认识苏维埃”，“并有群众要求公开分田的区域”。
是不是真有这个效果呢？这就不好说了。单从后来红五军把湘鄂赣与湘赣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进程来看，一点也没有是不可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彭德怀的这次出兵完全是一种不顾自己实力的左倾冒险。因为在当时边界的割据区域仅恢复为莲花占三分之二、永新占五分之二、宁冈占五分之一，而遂川、酃县的大部和茶陵全部，都还在敌人手里这个现实，如果被视为军事形势一片大好，这无疑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邓乾元的这个报告，让中央看了会有什么感觉？那会造成误判，认为革命高潮正在萌动，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高潮，从而会促成后来“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理论的产生。
（6）
没休整几天，彭德怀就接到情报，在湘东的张辉瓒第十八师、赣北的谭道源第五十师各两旅，已开始向九陇山区进攻。他们在第一线，就用三个旅齐头并进，一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古城所在的宁冈方向杀来，而在第二线，只用了一个旅进行策应。
根据敌人的这种态势，四个旅至少是八个团，彭德怀手中只有一千一百多人，相当于一个团，硬抗肯定是抗不住的。
怎么办呢？他也想了一个“围魏救赵”的办法，准备在敌军合围之前穿插到他们的后边去，然后进攻它的薄弱环节，这样就会把敌人往北边牵引，也就减轻了九陇山这边的压力。
于是，他决定，只留下王佐部在井冈山茨坪镇守，然后带着刚刚缩编的两个支队，跳到敌人的背后，找机会对它的尾部下手。
主意拿定后，马上集合队伍，然后悄悄地从敌军的夹缝中穿插北上，在莲花县城以东的潞口砂埋伏起来。
原来张辉瓒第十八师的一个团进占莲花县城后，正准备南下宁冈，彭德怀乘他们不备，突然袭击了这个团尾部的一个营，原来这个营却是专门押送全团辎重的，结果却被“吃掉”了。
这一天，这个营和辎重队在潞口砂宿营，红五军却在他们前进的路侧早就埋伏好了，乘他们正集合出发时，就给它来了个猛虎下山。
顿时，敌军阵营大乱。红五军广大指战员借着这种势头，猛冲猛打了一阵，只半小时多一点就结束了战斗。
此时，许多兵丁都成了俘虏，那个全团的辎重也被缴获，这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但是，由于此地的群众都已转移到山上，找不到人来搬运物资。这该怎么办呢？看来，只有把自己需要的拿走，剩下的全藏起来了。于是，他们找到一个隐蔽处，把许多物资都埋起来。
接着，全部人马迅速北进，去攻占宜春、分宜，消灭了当地的地主武装，后又攻克了万载，接下来就威胁到樟树镇。
樟树往东不远，就是南昌了。这一下，马上迫使进攻湘赣边界的张辉瓒、谭道源两师赶快回撤，去樟树实行堵击。
这样，湘赣边界的莲花、永新两座县城，马上就出现了空虚的状态，给留守九陇山区的鄢辉那个赤卫总队，马上就有了可乘之机，于是就占领了这两座县城。
敌军从九陇山撤走，终于达到了彭德怀“调动”他们的目的。
正在这时，红五军军委在万载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信，要彭德怀带兵回湘鄂赣共同协商开辟几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的事。这样，彭德怀、滕代远就带领着两个支队一直往北，经万载、铜鼓，回到了平江与浏阳的交界处。
在八月底，红五军北上的两个支队终于在黄金洞和桐木桥，与坚持在这里战斗的黄公略第二纵队顺利会师。
此时，黄公略见彭德怀他们回来了，非常的高兴。
在离别的这十个月里，他们一直在平江与浏阳的边界上游击，与何键派出的湘东“围剿”军张辉瓒第十八师朱耀华第五十四旅进行周旋。
在这段时间，朱耀华旅就一直在这一带“围剿”他们，直到蒋桂战争爆发后，这些敌军才全部撤走，这样他们才有了一点缓和的余地。还好，留下的第二纵队人数并没有减少，而且还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又重新整编过一次，把一个纵队变成了三个，分别活动在三个地方。
这三个纵队，除了黄公略带着的那个第二纵队，又补充了第四、第五两个纵队的番号，由吴溉之、孔荷宠分任纵队长。
在他们分别的时候，虽说彭德怀带走了一、三纵队，但其总人数却基本和留在这里的第二纵队差不多，因为当时一共十一个大队，彭德怀、滕代远带走五个大队，其中还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特务大队。
现在好了，彭德怀他们一回到湘鄂赣，这个红五军的“第六纵队”也有了。
在黄金洞，大家举行了久别之后的长谈。
当黄公略知道贺国中牺牲后，心里很难受。
他想，革命的路确实很艰难，死人的事会经常发生，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会断头颅洒热血！但是，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为革命而牺牲，那是光荣的。
古人不也有，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吗？！
（7）
九月间，彭德怀与黄公略第二纵队会师后，基本就在平江、浏阳、修水这一带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在这个地区，他们消灭民团这种地方性的反动武装，没收地主豪绅的浮财，对农民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然后帮助当地建立党和群众的组织，以扩大革命的武装。
当所经过的地区，群众还不知道红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时，他们就进行广泛地宣传，揭露国民党政权采用“清乡”烧杀与“改良”哄骗相结合的两面派政策。
在曾经过的地区，还要引导当地党组织认清过去在工作中所犯的盲动主义、地方主义、保守主义和命令主义等错误。
这些经历，在彭德怀后来的《自述》中都有详尽的记述：
我们乘胜进到铜鼓地区，回到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时已九月。此时红五军有相当能力消化俘虏兵，故部队易于补充。九月下旬，召开特委和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介绍两个边区及红四军经验，主要是军队做群众工作经验、建设根据地经验（包括筹款）和军队政治工作经验。
交换了情报：边区工作有了进步，留在边区的红五军六个大队无增减，地方游击队稍有扩大；盲动主义残余虽未完全肃清，但比一九二八年要少得多了，什么“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什么“烧，烧，烧得×毛×光”，这类极不文雅的盲动主义口号也看不见了。
九月二日，红五军军委与中共湘鄂赣特委在平江东乡的芦头召开了联席会议。其实，此时的特委已被称作“中共湘鄂赣边特委”，这是在四月十二日中共湖南省委来传达“六大”精神的会议上改称的，加了一个“边”字，意思是“边界、边境”，这就更加明确了管辖的范围，但书记依然是滕代远交接的那个王首道在担任。
王首道是浏阳人，此时才二十三岁。在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后被调到祁阳县从事农民运动，任中共祁阳县特别支部的书记。在滕代远担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期间，他也来到了湘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任组织部长，那时他在浏阳建立过十几个支部。
在这个联席会议上，黄公略汇报了他们在留守期间的战斗情况。以前叫第二、第四、第五纵队，现在已改称为“湘鄂赣边境支队”，下辖一个直属队，外加两个纵队。它这个顺序，与湘赣地区恰恰相反，那里纵队下面才设支队。
会上，滕代远也介绍了他们在红四军中学到的经验，像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建设根据地和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等。
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分析了当前湘鄂赣边境的形势，认为军阀之间的矛盾已很紧张，比如蒋介石的嫡系钱大钧的部队集结在衡阳，而湘军吴尚的独立旅又驻扎在祁阳，互相都很近，肯定会有摩擦；在赣西，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金汉鼎的第十二师也有矛盾，时间长了，也会互相挤兑。
这些因素，都会在客观上造成有利于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面。
所以，红五军军委应抓住这一有利的形势，把井冈山脉、幕阜山脉、九宫山脉的人脉地缘打通，把湘鄂赣边、鄂东南和湘赣边，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这一大片地区连成一个整块。
以后就在这个范围内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分配土地，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以配合红四军前委所定的“一年夺取江西”的战略计划。
这次会议确定了“恢复平、浏，巩固铜鼓苏维埃，树立修水党的基础，使之与武宁、通山、通城党组织发生关系，并增强万载党的力量，加强新昌、宜春等县工作，积极向外发展”的行动方针。
会议还选举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其中王首道为书记，石夫、袁国平、刘建中、李宗白为常务委员。
那个袁国平，就是海陆丰红四师那个党代表袁裕，他的本名叫“幻成”，但现实是靠幻想肯定不会成功，所以他改成了“裕”，如今又改名为“国平”，被中央派到了这里。国平，意为“国家制度平等”，这是革命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会后，为了适应此次会议的精神，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建议，应该对红五军再实行一次整编。于是，彭德怀和滕代远、黄公略把汇聚在这里的红军进行整编。红五军这个番号不变，但下面是“队”却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经彭德怀的建议，仍按红四军在赣南时的编制，把红五军编为五个纵队，每纵队五个大队，另外再增加特务大队和军部训练大队。
这样，全军一共有二十七个大队，总人数为三千一百多人。
同时，还给各个纵队划定了各自的游击范围。其具体安排为：
第一纵队，队长孔荷宠，党代表胡筠，活动于平江、修水、通城地区；
第二纵队，队长李实行，党代表张启龙，活动于浏阳、万载、萍乡地区；
第三纵队，队长吴溉之，党代表喻庚，活动于铜鼓、宜丰地区；
第四纵队，队长郭炳生，党代表张纯清，活动于湘赣边苏区；
第五纵队，队长为李灿，党代表何长工，活动于鄂东南之阳新、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咸宁和江西之瑞昌、武宁等地区。
彭德怀对此次整编的感想，在他的《自述》中是这样说的：
当时全五军三千人，还不及平江起义时多，但经过一年锻炼，素质大为提高。主要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它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
（8）
时间转眼到了十月，此时滕代远的枪伤却复发了，需要到地方疗养
他走后，红五军军委书记由彭德怀暂代。
十月二日，红五军政治部以“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主任赖汝樵”的名义发布告示，明确指出：革命委员会“愿以最大之努力，团结湘鄂赣边之革命力量，以与国民党及其所代表之豪绅地主阶级奋斗到底。”
四日，红五军收到中共湖南省委九月十日的来信。信中对红五军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彭德怀在接到此信后，向省委写了一个长篇报告，详细汇报了一年来辗转湘赣边界的经过、以及红五军的组织状况、斗争经验与教训以及各地党组织的现状、群众的斗争情况等。此外，还向省委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请求。
与这封信同时来的，是从中共湖南省委来的一位中央级的巡视员，他就是滕代远从湘东特委走后，担任副书记的彭清泉。当时，是一个叫“蒋长林”的人来顶替滕代远担任的书记。
彭清泉只是他的化名，其真实的名字叫潘心源。
一提到潘心源，就会想到他担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那会儿护送毛泽东从安源到铜鼓的经过。那天遇到民团在路上盘查，把他抓起来了，但他在中途又机智地逃脱了，而毛泽东呢，则撒了一把洋钱后，趁团丁们捡钱的工夫，也脱险了。
彭清泉个子不高，却长着一双浓眉大眼，说起话来全是浏阳口音。原来他就是浏阳人，自从护送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民团所抓而中途逃脱后，他就一直在浏阳从事地下活动。
后来滕代远从中共湘东特委离职后，他就升任了特委副书记。但省委机关在安源时，他还担任过省委农民部的部长。今天，滕代远看见他，也算是遇见了老部下，可没想到的是，他已经是上级了。
今年四月，彭清泉本来是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到苏联去学习的，但到了武汉后才知道蒋桂战争爆发，长江航运已被封锁。这时，他只能滞留在武汉，待战局初定航运开通，他才到上海重新去请示中央，此时去苏联的日程早已过期，只好留在中央工作了一段时间。
待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六月底闭幕后，他又重新接受任务，回到这个湘鄂赣边来做中央巡视员，并传达中央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
六届二中全会和“六大”相比，有了一个新的突破，那就是已从“积蓄力量，等待暴动”发展为“发动群众，实行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和苏区”。
彭清泉来了后，彭德怀和他进行了多次交谈，当谈到红五军建立后艰苦转战的过程时，他不无感叹没有根据地的苦衷，后来他在《自述》中说：
这一年多来，斗争最艰苦、最激烈，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少。主要是武装斗争方面：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不能持久；没有武装斗争，也建立不起根据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区的建立，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武装斗争要有分工，即要有主力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没有主力红军打不开局面，粉碎不了白军进攻；没有地方武装，镇压不了反动的靖卫团、挨户团及地主富农的反水，也就保卫不了根据地。现在主力红军同敌军来比是弱小的，要研究如何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的白军。
在谈到井冈山保卫战时，彭德怀很痛心的是那个红光医院被袭击后的惨状。一百多人的重伤员居然被集体枪杀，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所以，他提出在现有条件下，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对伤员最好不要集中起来医治，不然就会给伤员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他说：“应该依靠群众，把伤员分散到他们之中去医治。”
彭清泉问：“你认为，巩固的根据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彭德怀说：“表面上看是有固定的医院、被服厂及一切军用物资的储备所，而实际却是指白军打进来，我们又能把它打出去；它又打进来，我们又能再把它打出去。这样的不断反复，我们一直占主动。如果不能打退敌军的进攻而被它长期占领，那个地方只能算是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是很重要的。”彭德怀继续说，“怎么拥护呢？具体地说，就是对红军的掩护、对敌情的侦察，对白军的袭扰，以及对他们的消息实行封锁，以及对当地反革命分子能够自动去看押，甚至镇压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在拥护我们。”
（9）
十月中旬，红五军在平江长寿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总结一年多来在艰苦的斗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这个会议研究了红五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黄公略、吴溉之等率一、二、三纵队，在平江、修水、铜鼓、浏阳诸县开展游击活动；彭德怀率第四纵队，返回湘赣边界的安福、莲花、永新、茶陵、攸县一带开展斗争；李灿、何长工率领第五纵队，去开辟鄂东南根据地，向湖北的大治等地推进。
但是，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又做了一些调整：
彭德怀率第一、二、三纵队主要活动在铜鼓、宜丰、茶陵、攸县一带。军部随吴溉之的第三纵队行动。
黄公略作为副军长，则率领郭炳生的第四纵队，又回到湘赣边的莲花、安福、永新一带。
这里需要表述的是那个由李灿、何长工带领的第五纵队，他们翻过幕阜山挺进到了鄂东南地区，在那十几个县纵横驰骋，终于站住了脚跟。
这些县有通城、通山、崇阳、蒲圻、嘉鱼、咸宁、阳新、大冶、蕲春、浠水、黄梅和广济，纵横七百多里。
一看这些地名都很熟悉，原来它们就是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八月由中共湖北省委最先发动鄂南秋收暴动的地方。
根据当事人何长工后来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进军那里的大致历程。
何长工说，他们是按照上级指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发展扩大红军主力和农民武装”的方针行动的，去了之后的任务是，首先得和各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和他们一起向群众宣传，然后组织地方武装。
对敌人占领区，其具体做法是先采取从“弱处下手”，然后再“各个击破”。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向敌人发动进攻。
他们走这一步棋，看似平凡，但从整个革命事业来看，还很重要。因为这些地方，从战略位置来看，是介于武汉、南昌、长沙三座省会城市之间的九宫山、幕阜山地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这就是那个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在后来所提出的要“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现实依据，因为占领了这些地方，它就是进攻武汉的极好跳板。
但最开始的时候，何长工他们这个红五军第五纵队进军那里，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没有群众基础，队伍也只有一千多人，仅五百多支枪。
为了不能暴露目标，他们把红军的所有标记全都藏起来，比如红旗、臂章和文字之类。这样，即使偶尔和敌人打起来，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队伍。
向鄂南进军，没有群众带路，他们就选了三十几个精干的战士，装扮成农民、工人、商贩模样，在队伍前面二十里的地方开路。双方约定，如果前面有大股敌人，就马上通知后面赶快绕道；如果是小股，干脆就吃掉它。
他们一般是昼伏夜行。在山路上行走时，可以举火把，但到了平原地带，就只能摸黑前进。
为了在黑夜里能识别自己人，叫大家在手臂上缠着一块白布。行军时不能咳嗽，掉了队的，只能以轻轻拍掌来进行联络。
就这样，他们通过黑夜行军，经过十几天后，终于到达鄂南地区。
（10）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红五军第五纵队到了崇阳。经侦察，崇阳县城内仅一个连的国民党驻军，于是决定打下这个县城。
半夜里，他们就到达城外隐蔽，天刚蒙蒙亮，便发起了进攻。结果，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把城内的守敌全歼。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并没有透露自己是红军，所以能在城内休息三天。
在这里，他们不敢发动群众，只补充了部队的给养后就赶快撤离，其方向是去东南九宫山下的通山县境内。
在路上，他们又走了四五天，这才到通山县南边的一个四面都靠山的村子里。这里距县城六十多里地。在这里，他们觉得要安全一些，于是就决定休息几天。
由于他们没有亮出部队的旗号，所以村子里的老百姓都惶恐不安，不仅见着他们就躲，而且一到黄昏，都把屋外的东西收进屋里，然后紧紧关上房门。
但是后来看见他们不惊扰百姓，严守“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的铁的纪律，就有老人或者小孩来主动问他们，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彭德怀的队伍？
原来这些人是受了这里什么人的派遣来投石问路。经过了解，何长工这才知道，这个村的许多人在参加大革命的时候就被杀害，所以许多人家都是烈士的家属。
这一下，何长工才放心了，于是和李灿商议，立刻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他们就是从江西和湖南那边过来的红军，也就是彭德怀的队伍。
这一下，村中的群众对他们的态度全变了，待大会结束后，有的给战士送棉被、铺板，有的端来大碗的菜，有的立即腾出自己的住房硬要让给战士们住。
当天夜里，一个中年农民还主动找上门来要见党代表何长工。原来他是本村的党支部书记。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何长工他们正需要这个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呢，结果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
于是，他和那位村书记开始了长谈。这个书记告诉他，通山县城驻扎着夏斗寅的一个营，附近市镇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常联队，也就是保安队或民团之类，但都不过一百来人。
这一下，第五纵队终于不是瞎子聋子了。有了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就这样，何长工和李灿商议，工作就从这个通山县做起，先把县城附近的横石潭、扶石、大畈的民团给它消灭了。这样，影响一大，说不定还能与中共通山县委联系上。
说到做到，当他们在大畈把那些常联队给消灭后，就有一大群人来看他们写标语，其中有三四个农民模样的人，看了标语后就主动找上门来。原来他们是中共通山县委的干部，其中一位还说，他就是县委书记叶金波。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他还拿出刻有镰刀铁锤标记的县委公章来给何长工看。
就这样，作为党代表的何长工，又和这位叶书记谈了一夜。
经过交谈，何长工终于知道了目前在鄂东南中共组织的大致情况。这里的十多个县，全由大冶中心县委在领导，其负责人是中共湖北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吴梓民。
在这里，还有一支被称为“红十二军“的地方武装，已有一百多条枪，由一个叫谢振亚的人在担任军长。
从那以后，红五军第五纵队就在这个叶金波为书记的中共通山县委的配合下，与大冶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然后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把大冶、阳新、通山三县的国民党驻军和民团给基本消灭，其战绩是辉煌的，共缴获迫击炮十多门，重机枪三十多挺，步枪一千多支。
部队人数也迅猛增长，一下就有了四千多人。
这样，他们又进行了整编，把原来的一个纵队分成了两个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