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彭德怀重返井冈山

（1）

红四军和红五军刚在瑞金会师，就有一位不速之客从闽西那边赶了过来。一到城里，就嚷着说，要见毛泽东，或者朱德也行。这是谁呀，口气这么大？让许多人听了后都觉得莫名其妙。

直到站岗的战士把他带到前委驻地宗家祠堂，他这才说，他是从上海来的，要见毛泽东或朱德，要把一封信亲自交给他们。这一下，可把战士们惊呆了，马上去找前委书记毛泽东。

毛泽东听说上海有人来找他，心里就明白了七八分，那就是杨开明被派往上海，可能有了回音，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央有了新的指示，专门派一个人到军中来送信。

当毛泽东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直接说，他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主要是来传达“六大”的文件精神，另外还有一封信，要亲自交给毛泽东或朱德。

毛泽东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欧寿昌。其实，欧寿昌只是他的化名，这是工作性质的需要，不允许他说出真名。他的真名叫罗寿男，是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军事部特派员。

见到中央来人了，这让毛泽东和朱德都有些新奇。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只收到了中央来信，没见到中央来人，而今天却有人专门来访，这可是破天荒的事，说明中央对他们建立的红四军是越来越重视了。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此人是不是中央派来的，这需要鉴别。因为这是个大活人，万一是敌方派来的刺探，那可就麻烦了。于是，还兼着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只好亲自“审问”了。

他问欧寿昌：“你是从南昌来的吗？”

“不，我是从厦门来的！”欧寿昌答道。

“厦门？那里到这里可远呢！”毛泽东表示怀疑，“而且中途还要翻很多座山，是不是呀？”

“开始我也不知道，”欧寿昌说，“后来在福建省委的配合下，才决定从漳州、龙岩那边过来。”

“哦，这么远的路，看来你是一路辛苦了！”毛泽东说，然后又警觉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中央只知道你们离开了井冈山，具体在哪里，却不知道，估计大概也就在赣南一带，所以派我从厦门来。至于你们在这里，我们是在厦门的报纸上看到的，说你们攻下了汀州，还杀了那个郭什么鸣，于是就一路赶了过来。”欧寿昌说。

经过“审问”，毛泽东没发现这人有可疑之处，可以确定他的身份，的确是从中央那里来的，开始他以为这中央代表应该是从九江到南昌，再从南昌到吉安，然后从东固那边过来，可没想到的是，他居然从厦门而来，而且还有中共福建省委的配合，说明福建省委也隐蔽在厦门，这是一个新情况，以前他根本不知道。

经过一系列的谈话，毛泽东知道了很多。原来，这个欧寿昌从二月中旬就出发了。为了传达中共“六大”的文件精神，他竟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赶到这里。同时，他还带来了一封中央给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信。

之后，他从衣服的夹缝里用小刀挑出了一些纸张来。但上面并没有写着什么，可是经过清水一浸泡，字迹就出来了。

（2）

经秘书处技术处理后，“六大”文件和那封信的内容全出来了。还好，这个欧寿昌所带的文件和毛泽东已在手里的那份一字不差，这说明他的确是从中央来的。

关于文件，毛泽东就没必要再去一一看了，因为他早就清楚了，关键是那封信，不知说了些什么，或许还有什么新的指示。

于是，毛泽东马上看信。

可他一边看，一边却表情严肃起来，而且眉毛也皱在了一起。不得不划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再把烟雾吐了出来。

原来，这是中央军事部在二月七日写给红四军的信，到现在才送到，这其间却耽误了近两月。在这两月中，中国的形势不知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现在去按这个指示办，可能已行不通了，所以毛泽东的表情出现了异样。

那么，这封信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呢？

首先，它强调了城市工作的重要，其次就是对在农村中的红军前途甚为担忧，认为目前在国民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旺盛之气下，必然要对它所仇视的共产党采取坚决的消灭和无情的杀戮。这样，如果红军还在农村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大规模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或者说把土地革命继续深入，那就目标显得太大，肯定会遭到国民党军队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为减少革命力量少受损失，建议得马上停止这一类行动，把集中起来的红军进行分散隐蔽，而它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朱德，目标也大，最好是离开部队，到上海等地隐蔽，待将来敌情缓和后再定。

这封信是军事部长周恩来起草的，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上海，他已经感受到了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交国民党对共产党严密打击的力度，特别是他们在《申报》上看到的湘赣两省敌军“会剿”红四军的兵力部署，再加上“六大”以来党在本阶段的任务是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清算，所以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周恩来在中央向各地派出秘密特派员去传达“六大”文件精神的同时，就特意给毛泽东和朱德写了这封信。

从红四军下井冈山所遭受的围追堵截和红五军守井冈山最终没有守住这些结果来看，这封信在当时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但是两个多月以后，红四军、红五军都以不惜牺牲的精神摆脱了各自面临的困境。

现在，正赶上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已无暇顾及对红军的“剿灭”，这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在赣南、闽西大干一场，再建立一个比井冈山还要大的根据地，可是这“二月来信”却到了，这可怎么办呢？

如果按照它上面的要求去做，那不是在拖红军的后腿吗？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来信的指示去办，那不是坐失良机了吗？所以，毛泽东要皱眉头。

再说，这是中央来信，如果不遵照它上面的意思去办，说得轻一点，那是抗命不遵，说得重一点，就是无视中央，我行我素，那就是路线问题。所以，毛泽东要皱眉头。

对于“分散隐蔽”，那封信是这样说的，“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说，分散部队的规模，“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

而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和朱德，最好是离开部队。对于这一点，“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另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最后的结论是，“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其实，中央这个来信，在写信那段时间应该是没错的，而且也把解决问题的关键提了出来，那正是红四军下井冈山遭到穷追猛打的时候。其结果是，出发时三千六百人，到东固后，却只有两千多人。在罗福嶂的时候，是敌人最嚣张的时候，居然把毛泽东他们逼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在罗福嶂开会时已做出了一旦全军覆没就决定各自分散到上海去继续干革命。

如果不是在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不在东固获得一个短暂的休整，或者不在闽西消灭郭凤鸣的两千多人，或者蒋桂战争没有爆发，或者这一系列有利于红四军的事件都没有发生，那这封信就完全可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如今这一切都变了，就要按照变的情况去办事，如果还抱着老办法不放，势必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呢？

特别是蒋桂战争的爆发，形势却大大地有利于红军，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好机会哟！

所以，毛泽东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不能听从中央这个指示，还得按照在闽西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精神，来决定他和朱德的去留，乃至整个红四军的前途与命运。

（3）

鉴于红四军要趁蒋桂战争爆发在赣南、闽西实施二十余县的割据计划，毛泽东想，他首先得说服这个叫“欧寿昌”的特派员，或者说信使，然后还得给中央写一封回信，让他带回去复命。这两件事，都需要他去做。只有把这个信使说服了，然后他回中央才能帮红四军说话。

于是，毛泽东就主动带着这位欧同志在部队中去转了转，了解一下战士们目前的情绪状况，然后从最近他们在大柏地开始扭转战局谈起，一直谈到在闽西消灭了郭凤鸣，先让这个欧寿昌感受一下红四军这个局面的来之不易，然后让他来判别目前有没有必要进行分散，有没有必要让他和朱德离开部队。

在过绵水河的时候，毛泽东还讲到了古代的一段寓言故事，那就是《刻舟求剑》。他说：“战国的时候，这里可是楚国的地界。曾经有一位男子，在过河的时候坐在船上，却把身上的佩剑掉到了水里，他不马上跳到水里去找，却在船上做上记号，等船到了对岸才去做记号的下面找，你说他找得着吗？”

欧寿昌十分肯定地说：“他肯定找不着。”

“为什么呢？”毛泽东笑着问道。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因为船在动，而掉下剑的水面河床却没有动，当然水也在动。如果他马上跳下去可能还能捞得起来，时间久了也许也不行，因为水也会慢慢把它冲走。”

“说得好！可是那个男子却到对岸再跳下去找，那就更是荒谬至极了。”毛泽东说，接着他把话锋一转，“实话对你说吧，现在我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中央在二月写信时，我们处境确实困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但是现在已摆脱了困境，而这个指示信却来了，要我们分散行动，我和朱军长都得离开部队，这不是刻舟求剑吗？如果我们现在去分散和离开，那就是到对岸去找剑，这倒不打紧，关键是面临军阀混战这个大好时机，在赣南、闽西割据它二十几个县的地盘，可就要泡汤啰！”

欧寿昌听了后一言不发，他陷入了深思。

毛泽东见他在思考，或者说他作为中央特派员，也不好下这个结论，于是就趁势说道：“你带来的那封信，我们不能马上去实行，这算是我今天给你的一个答复。至于为什么这样，你也是知道了。你回去复命，也应该如实向中央汇报，原因就是红军外在的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蒋桂战争一爆发，赣南、闽西敌人兵力一下就空虚了，这正是我们发展壮大的时候，如果再去分散行动，我和朱德去上海中央，那就失去了良好的机遇，这对革命是大大的不利！”

这时，欧寿昌说话了。他说：“是呀，这一路我也看了，红军虽然很苦，但他们的精神状况还不错，至于你说的那些，我想听听其他人是怎么想的。毕竟中央那里，我还得做口头汇报呀？！”

“这个，我们再开个前委扩大会议，你也来参加，然后你可以把会议结果如实向中央汇报，我再给中央写一封回信，你看怎么样？”毛泽东说。

“那好吧，看来只有如此了！”欧寿昌说。

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前委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二月来信”是否执行，也让那个特派员欧寿昌参加，听一听参会者们的意见。

会场就设在瑞金城里的钟家祠堂。结果，与会者们一听说中央要求他们分兵，还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部队，都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中央怎么会是这么一个意见，简直有些不可理解。

此时，那位欧寿昌也就只好说：“中央与大家相距甚远，这封信是二月七日写的，那时我们红军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中央也没有错。现在润之同志给我介绍了你们目前的情况，让我也看见了战士们的高昂斗志与战斗热情，所以形势的确是变了，而且也有利于我们了，这个问题中央可能还不知道，所以你们提出的意见我只有回中央去报告了。另外，我此次来，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传达中央‘六大’的文件精神，不知大伙儿知不知道中央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了‘六大’？”

“你说这个事，我们在井冈山就知道了。”陈毅说，“是中共江西省委转过来的文件，泽东同志在柏露会议上就已传达了！”

“那就好，那就好！”欧寿昌说道。

（4）

四月四日这天，彭德怀听说中央要调朱德、毛泽东去上海，心里先是吃了一惊，然后觉得中央有些莫名其妙。他认为，红四军才刚刚有一点起色，就要调他们走，这中央怎么这么不切实际？这不是“瞎指挥”吗？

于是，在他的内心深处突然有了一种想法，他要给中央写信，说明这里的情况，这支部队是不能离开“朱毛”的，否则就要散架。如果真到了那时，革命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失，后悔都来不及。

为了写这封信，彭德怀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一家老乡堆满杂物的阁楼上。这里没人打搅，然后他就开始写信了。以前这事，都是李光在做，有时也叫邓萍，滕代远来后，基本都是由他在斟酌，现在他们都不在，只有他亲自动手了。

首先他以红五军军长的身份，报告了自平江暴动以来，转战湘鄂赣、上下井冈山所进行的过程，然后对平江暴动中的缺点和井冈山失守的原因，也进行了总结。之后，他写道：

“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兵则气虚胆小”，“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是好党员，即（使）平日是好党员，在危急时也想不出办法，以致被消灭，这是危险的。”

他认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所以）万万不能采取藏匿躲避（之）政策。”

这括号里的文字，是笔者所加。关于和敌方做“盘旋式”的游击完全有这可能，他还把在民国初年举行农民暴动的白朗作为旁证来证明就是因为他们分散行动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翻开那段云波诡谲的历史，有时会使人瞠目结舌，白朗的农民暴动居然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驾齐驱，而且在孙中山“二次革命”中还成了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几经风云跌宕，即使是盘旋式的较量，最终还是被段祺瑞的北洋军绞杀。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革命的整个力量小于反革命的力量。

尽管白朗后来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陕西、甘肃这五省之间，也给后来者留下了“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快速机动、长途奔袭、出其不意”等军事上的有用战术，使二十多万北洋军曾一时拿他没办法，但北洋军阀的反动力量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所有的革命力量。

看来彭德怀所采取的两次“长途奔袭”，应该是受了白朗战术的启发，所以他在给中央写信时也没忘记提起这个人。毕竟，现在红军是还很弱小，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然后在山区与众多的敌人进行周旋，只要把“打圈子”这个战术搞好了，敌人再多也是没办法的。

四月五日，毛泽东趁那个中央特派员下部队去传达“六大”的文件精神，就关起屋子开始给中央写回信，陈述其部队不能“分散行动”以及他和朱德不能“离开部队”的理由。

首先，他在回信中说：“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的主观力量的估计，都是太悲观了。国民党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的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升涨。”

接着他称这个“二月来信”是中央想得很好的一种理想，但是这种做法他们在前年已经做过，由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散后领导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种办法多次实行都失败了。所以，中央的这个决定不能实行。

回信中还谈到，红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已经摸索出了一条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那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分散。分散，只能被敌各个击破。

关于现在蒋桂战争爆发，敌人后方空虚这个有利条件，毛泽东说，部队不仅不能分散，而且还要扩大，把井冈山那样的根据地扩大到赣南、闽西来。因此他在回信中说：“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至于“朱毛”二人离开部队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望即派遣得力人来。”这个话的意思是赣南、闽西、浙西的割据计划已势在必行，即使没有他毛泽东和朱德，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5）

由于蒋桂战争爆发，江西朱培德的军队大都被调往了九江至武汉一线，赣南兵力一下就空虚起来，从而导致刘士毅旅只得把兵力撤回老巢赣州，这样就出现了雩都、兴国等县城已无敌正规军防守，所以红四军趁此机会占领了这些县城。

四月八日，红四军和红五军在雩都城东门外沙坝举行了会师联欢大会。此时，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都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说：“自下井冈山以来两个月间，我们红四军主力与第三十三团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现在我宣布，归还你们红五军的建制，依然以彭德怀同志任军长，滕代远同志任党代表。以后，你们就可以单独行动，以构成两军协同作战的态势，这样对革命更有利。”

但是，彭德怀却在讲话中说：“天下红军是一家，归不归还建制，我看不那么重要。但我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经历了这次井冈山被敌人洗劫后，我们的队伍却没有被打垮，而是又发展了起来，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重返井冈山，把失去的根据地再夺回来。古人说，三军可夺帅，但匹夫不可夺志，我们丢失的井冈山，就让我们把它寻找回来！”

朱德这时却笑着说：“彭军长说得对呀，台子塌了，我们又重新搭嘛，今天还好，我们的联欢会没有出现在井冈山那次塌台的现象，现在我们就开始联欢吧，大家尽情地跳尽兴的唱，为我们建立一个巩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而祝福吧！”

此时，陈毅也大叫道：“唱大戏，演大剧，进行大联欢，开创大连胜。宣传队员们，现在该你们上场了！”

顿时，在那个宽敞的沙滩上，锣鼓声、胡琴声、洞箫声、歌声、喊声，响成了一片。

过了两天，也就是四月十一日这天，红四军在雩都又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前委委员，还有中共赣南特委的一些负责人，也包括那位中央特派员兼送信人罗寿男，或者叫欧寿昌。

会议对正在发生的蒋桂战争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正式确定了在赣南、闽西进行发展，然后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不能丢弃，还真的需要彭德怀带领红五军回井冈山去把它恢复起来，使将来的湘赣边乃至湘鄂赣边与赣南闽西连成一个整体，这加起来可是三十多个县呢。

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那就真应了那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红四军前委依然得把红五军这七八百人划归红四军建制，成立第四、五纵队，由彭德怀、贺国中分任纵队长，而把在井冈山的所有留守部队加起来成立为第六纵队，由王佐任纵队长，在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副党代表滕代远领导下，去完成或实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恢复。

当彭德怀领受到这个任务后，在四月十四日这天就离开了雩都，到小密去把情况告诉给正在养伤的滕代远。此时，滕代远的伤已基本痊愈，他完全同意红四军前委的决定，马上归队，准备奔赴井冈山。

此时，那个不愿意跟随部队走的邓萍，一看见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马上就要离去，而且看见红五军又壮大起来，于是就主动要求他也要回部队。彭德怀听后很高兴，马上就答应下来，但没有让他官复原职。

为了鼓励像邓萍这种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能发挥大的作用，彭德怀不仅没批评邓萍的意志不坚，还特意为他搞了一个欢迎仪式。

其实，在同志们看来，这就是一种批评，或者说，是对在革命队伍中落伍后醒悟过来的人的一种“鼓励”。

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们却逐渐失去了信心，在革命力量开始壮大时，他们又醒悟过来，然后重新加入队伍。邓萍就是这样的人。

（6）

且说袁文才从东固开小差走后，通过他以前在江湖上的一些途径，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终于回到了井冈山。

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被敌人破坏的非常厉害的井冈山正在被留守的军民逐渐恢复。准确地说，袁文才没有经受井冈山军民在敌人严重的摧残下所遭受的打击，也没有经历井冈山军民在浴火中重生的那段艰难历程。

当红军的主力部队走后，井冈山依然在何长工、陈正人、王佐等人的领导下，在严寒的深山里，仍然在坚持斗争。

先说何长工，他不是被红四军前委任命为中共宁冈县委书记兼赤卫大队的队长吗？当敌人在大举进攻井冈山时，他是在山下凑机会骚扰敌人的后方。

根据他后来所写的回忆，我们知道在那四十天的严冬季节，井冈山大雪封山，雾海茫茫，五十米之外就看不清人影。这个苦，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但他们却奇迹般地把它扛过去了！

自红五军走后，在下庄、行洲一带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在王佐的带领下，从茨坪、草坪一直撤退到西南方向的大山中，最后躲进了最高峰金狮面的原始森林里。

当时在茨坪附近的老仙崖，还关押着一百多个从各地捉来的土豪劣绅，这些家伙一听见“轰隆隆”的炮声就知道保护他们的国民党军已过来了，于是就高兴得跳了起来。

但是，在这里守卫的两个班战士却没对他们心慈手软，而是马上就抓出去四十多个嚣张分子进行了枪毙，余下的才老实了一些。

最后，他们也把这剩下的六十多个土豪劣绅，押进了金狮面的大森林里。

后来，这两个班的战士居然遭到了当地挨户团的袭击，所以不得不分兵阻击。这样，余下的那些土豪劣绅们，大多数都趁乱逃跑了。

后来，这些战士终于同王佐的那个营会合了。

李灿和徐彦刚、张纯清他们跳崖后，钻进了深山岩洞，后来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和王佐他们会合。

当何长工所带领的宁冈赤卫大队和李灿、王佐他们在山上撤退下来的武装力量会合后，马上就拧成了一股绳，开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驻扎井冈山的敌人进行打击。

（7）

红军游击队以班为单位，经常出没于森林峡谷、溪涧山岩之间，趁敌人不注意时，就突然给它一击。

这应该归功于他们熟悉地形，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串来串去，同时动作也很快，一有机会，就采取闪电般的行动。

比如摸进敌人驻扎的村庄，趁他们不备时采取突然袭击，然后逃之夭夭。

除了突然袭击，他们还东打一枪，西打一炮，就像麻雀一样，不断地变换着地点和方位。

由于他们的力量有限，所以采取的方针是，避开敌人的主力，打击和消灭那些零散的，这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在战术上是以多胜少。

也就是说，对付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敌人时，他们用几个班的兵力去对付。这样，就取得了决胜的把握。

有时，他们还采取先选好地形埋伏起来，然后派人去引敌人上钩，再采取包围打击。

也有采取先在山上找到一处死穴，然后在那里故意烧火冒烟。敌人看见烟雾，马上出动来攻。可当他们走到冒烟的地方时，却发现没人，正在发愣，四面的枪声却响了。

对付驻扎的敌人，他们的办法是不让敌人有片刻的安宁。一到晚上，他们就开始出动，游击队、赤卫队、暴动队一起上。有的摸岗哨，有的捉散兵，吓得敌人根本就不敢走出兵营。

这时，他们又有办法了，那就是趁着黑夜去骚扰。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得不采取行动进行追击。可等他们追了一段路后，却发现前面的人不见了，身后却打起枪来。

这样，许多被骚扰过的兵营，下一次再也不敢来追了。

然后，他们又换了一种方式，趁着黑夜干脆就杀进敌营，待大队敌人来救，却又跑得无影无踪。

有时，就是在大白天，他们也敢去骚扰敌人。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他们在大队敌人驻扎的山前山后突然放几枪。这个结果，就是引来敌人“噼里啪啦”的枪声，可是打到哪里去了？他们也不知道，只能是虚张声势而已。可自此以后，心神再也不宁，一听见枪声，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这一系列的小打小闹，细算起来，使敌人的损失也不小。所以，就引来了他们的十几个团进行搜山，结果在山上嚷了半天，累得精疲力竭，除了踩死几棵小草，惊起几只山鸡，却什么也没捞着。

敌人拿他们，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8）

当袁文才回到宁冈时，已是三月中旬。那时，敌人也基本上撤走了。

在宁冈，他不敢去茅坪，因为他最怕见到的人，就是何长工。此时，何长工正带着他原来的队伍，如今叫宁冈县赤卫大队，同时何长工又是中共宁冈县委书记，是井冈山此时党内的最高负责人。所以怎么办呢？他只有到茨坪去找王佐。

此时的王佐，在经过敌人“会剿”的血与火的考验中，也逐渐成熟起来，或者说他已从一个匪气十足的绿林中人逐渐转变为一个有理性守纪律的无产阶级战士。

自从山上的国民党军全部撤走后，王佐除了给战友们报仇，剩下的事情就是收集溃散的队伍，准备重新建设这井冈山。

经过这一年多来的风云变幻，王佐已清楚地看到，只有共产党是站在受苦人这边为大家一心一意闹翻身的，同时也坚决在惩除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他们的英勇杀敌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使他非常的钦佩，于是就觉得跟着共产党走并没有错，而是跟对了。

但三月份刚过上旬，或者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刚过，他却突然发现袁文才站在茨坪他家的门口。

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马上问道：“老庚，你怎么在这里？你们是不是又打回来了？”

袁文才一听，把手摆了摆，小声说道：“先让我进屋，然后细细跟你说！”

进了屋里，袁文才把自己所看见的文件内容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包括在柏露会议上的过程也讲了。

王佐听后，却不以为然，说道：“你是疑心太重了，他们真的要杀你和我，还用得着等到现在？这，你是多虑了！”

“那，共产党的中央都这么定了，他们敢违抗？”袁文才反驳道。

“他们没有杀我们，不是早就开始违抗了吗？”这事反倒让王佐来开导他了，“别人信不过，难道你还信不过毛委员？反正我估摸着，这事得毛委员说了算，其他人，可做不了主。”

“照你这么说，我跑回来算是多余的了？”袁文才赌气地反问道。

王佐说：“不光是多余的，还惹下了麻烦。你想人家本来就没打算要杀你，你这一跑，却是在逼他们来杀你，这不是搞得本来没有事反而弄出事情来了吗？唉，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这一跑倒不打紧，还把我扯进去了！”

“这么说来，我可是害你了，那我走吧！”说完，袁文才起身就要走。

这时，王佐马上说：“这到处都是眼睛，你往哪里去，现在你已在我这里来了，那就先住下吧，但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你在这里，让我好好想一下，看用个什么办法来解开这个扣。”

就这样，袁文才就在王佐家的地窖里躲了起来。但是自此以后，王佐就多了一块心病。这么大一个活人躲在他家里，曾经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副主席？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报告上级好呢，还是不报告好呢？

按私情，他是不愿意去报告的，但作为公理，他知道，作为曾经的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能不去报告吗？不过，如果他去报告，袁文才肯定会认为这是在出卖他。所以，王佐一下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经过前思后想，王佐觉得，要解开这个扣，首先得解开他们之间的误会，于是他抽了一个时间，专门对藏在地窖里的袁文才进行开导。他说：“老庚呀，这个事，我想来想去，觉得你主动去认个错，可能要好些。你想，你这么大一个活人，一直就这么藏着，也不是个事。所以，我想你最好是主动去茅坪找一下何党代表，他现在是我们这里的党组织最高负责人，把问题向他说清楚，也就没事了。”

袁文才听后，觉得王佐说的也有道理，但是自己已经走错了，昔日堂堂正正的政府副主席，今天却要主动去向曾经的下属承认错误，这面子上好像也挂不住，所以就一言不发。

王佐看他面有难色，这才说道：“你不好去说，那我去帮你说，你看行不行？”

袁文才一听，终于点了点头，说道：“唉，看来只有这样了！”

（9）

袁文才被王佐说服，决定先由王佐去向组织上汇报他私自回来的事。然后，该如何处置他，只好听天由命了。

为此，王佐特意去了一趟茅坪。

在昔日袁文才的议事大厅，步云山脚下的白云寺里，何长工听了王佐的汇报后，先是一愣，后来也感叹道：“我们党现在还很年轻，许多事没经历过，所以只能从共产国际那里去照搬苏联的经验，这样定出来的一些政策就难免与实际存在距离，所以袁文才的顾虑不是没道理，但他不应该私自脱队呀，这不是雪上加霜，更让自己被动了吗？你回去对他说，让他亲自来一趟，我要同他面谈！”

“他不敢来。”王佐说，“觉得把事情搞糟了，没脸见人！”

何长工听后犹豫了片刻，然后说：“对袁文才同志的革命精神，党组织还是认可的，对他个人的品格，还是信得过的。他不好意思来，那我就上山去找他谈。不过，县委还得召开一个会议，专门讨论一下这件事。”

就这样，在第二天，何长工就亲自来到茨坪王佐的家，同袁文才见了面。

袁文才见到何长工后，第一句话就是：“何党代表，你是最了解我们的，当土匪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但我们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何长工说：“这个，我知道！”

袁文才继续说：“在没遇到你们之前，我和老庚还参加了安福暴动和在永新监狱救出贺敏学他们这些共产党员，我还在他们介绍下也参加了党。怎么那个中央文件上说，连我们这些人也要一个不留地杀呢？如果真是那样，以后谁还敢参加革命呢？”

何长工听了他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于是说道：“你不要激动，这个文件不是我定的，也不是毛委员定的，这是来自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文件。关于你提出的这些问题，目前我还没有这个能力回答。但是有一点你得清楚，我们井冈山的党组织，是信任你和王佐同志的，这一点不容怀疑。今天我来，不是跟你讨论文件上的事，而是对你私自脱队回来这件事，要做一个交代。作为一名党员，你是不该犯这个错误的，现在既然犯了，就要勇敢承认错误，争取改正，这才是好同志。同时，你也不能老是这么躲着，这也不是长远之计呀，你应该放下思想包袱，继续为党工作呀，你说是不是？”

袁文才听后，不住地点着头，并说道：“那是应该的 ，应该的！以后，党组织还会相信我吗？”

何长工肯定地说：“只要你大胆地承认错误，我就能争取更多的同志对你艰难处境的理解和同情，然后他们才能对你所犯的错误宽大处理。这样你就和以前一样，依然能得到信任和支持。”

袁文才听了后，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然后说道：“何党代表，我承认自己有错，不该擅自离队。我诚恳接受组织上对我进行处罚。”

何长工一听，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觉悟过来的。我来之前，还专门为你开过一次会，经研究决定，只要你认识到自己错了，我们还会信任你，让你担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

袁文才听后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说：“请你写信转告毛委员和红四军前委，就说我袁文才对不住他们，对不住党对我的栽培，以后，我就决心在这井冈山干一辈子革命了！”

(10)

彭德怀带着红五军八百多人，终于又回到了井冈山。待到达茨坪的时候，已是五月二日了。

去年这几天，在井冈山下的砻市可热闹了，为庆祝“朱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大家就像过年一样，小小的砻市简直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

可是今年呢，却萧条得令人吃惊，路上的行人几乎已看不见，田里的庄稼几乎也没人种。特别是在茨坪山上，井冈山军民在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房子被烧，许多人被杀，所以现在即使是在明媚的阳光下，却也显得异常的阴冷。

此时的井冈山，就像一个大病未愈的人，在经历了病魔的袭击后，还在痛苦中挣扎。

想起昔日在井冈山保卫战中军民红红火火众志成城的场面，而如今却很难在山道上发现有人在行走，真让彭德怀和滕代远他们伤感唏嘘。

原来，经过他们一路的走村串户，所看到的却是一系列的触目惊心。

首先，到处都是被国民党军烧焦过的房屋，地里的庄稼已无人种，地也全部荒芜。村中的百姓稀稀落落，大都衣不蔽体，而且在田间地角挖着野菜。

如果遇到往年，这也是该给禾苗锄草的时候了，可是经过了这一场浩劫后，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哪里还有种子去种庄稼？

为了能在野菜里放点粮食星子，有的人还不惜费神在被烧焦的宅基地上去寻找还没有烧尽的粮食颗粒，然后把外面那层黑色的糊皮小心地揉下，最后和野菜一起放进祸里混煮。

看到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马上对井冈山上的群众实行救济。

目前山上的人已不足两千，按两千人计算，平均每个人一块大洋，就需两千元。

彭德怀决定，这笔钱就在军费里出，至于部队要受到影响，那就忍一下吧，救人要紧！

在茨坪那个通往小井的木桥旁，红五军军需处的战士们，挑来了一筐银元，然后对过路的群众进行登记发钱，对损失最惨重的小井和大井村，每人发两块银元。

一听说红五军回来了，王佐带着他的队伍来会合。

从王佐那里，彭德怀、滕代远已了解到，中共湘赣特委在一个月前已经在工作了，特委书记邓乾元从酃县那边回来了，特委的工作依然在他的主持下，正在施行各种恢复政策。

原来，就在彭德怀他们撤退的那天，边界特委也接到了撤退的通知，但这个通知是红五军要转移到外线去作战，而井冈山只有在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在此坚持斗争。

但是作为特委的这几个领导，只有做到赶快把支援前线的群众按各县的序列进行疏散，以免遭到敌人屠戮。他们在开了一个短会后，马上就开始了行动。

此时，许多人听说红五军是往荆竹山方向去了，他们也跟着追去，结果在荆竹山，终于追上了彭德怀的队伍。

当然，后来的结果是，突出去的人很少，而大部分人除了被敌人冲散的，剩下的都躲进了荆竹山里。而此时的特委书记邓乾元，却在混乱中跟着酃县赤卫大队走了，这样他也就到了酃县。

（11）

在荆竹山里，那个从湘南来的最小的姑娘彭儒，终于找到了他的丈夫陈正人。当时，陈正人是特委副书记，彭儒是特委的妇女干部。邓乾元离开井冈山后，特委只有三个人还在荆竹山，他们是副书记陈正人和委员王佐农，此外就是彭儒。

原来彭儒是在朱砂冲哨口进行支前动员工作的，在敌人强兵压境时，她也只好随王佐的部队撤离到下庄一带。

那时彭儒已有了身孕，和那个段子英的情况是差不多的，都是为了和丈夫在一起，才被留了下来。

在荆竹山的老林子里，陈正人夫妇坚持了四十多天。有时实在受不了了，就只得硬着头皮去老百姓家找点吃的。

记得有一次，陈正人找到一个年轻后生，请他带路，去寻找可靠的干部。在白雪皑皑的山坳里，他们找到了荊竹山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苗。

刘苗把他们领到一位老太太的家里。老太太看着彭儒充满稚气的小脸，心疼地抓着她已经被冻红了的手，像爱抚自己的孩子一样，把积攒下来的一小缸豆子全部炒给了他们，同时还摸出一点珍藏着的食盐，泡了一小碗盐开水给他们喝。

对于许久没有尝过盐味的人来说，这点盐开水是多么珍贵啊！所以，当彭儒端着它时，却半天喝不下去……

她为这位老太太的无私奉献感动了，泪水一滴滴地流了出来，并掉进了碗里。她想，井冈山的群众正处在严寒和饥饿之中，却依然把共产党的干部当着最亲的人而无私奉献，将来我们该怎么去报答他们呢？

此时，夫妻双双只有给老太太跪下，向她发誓说：“老妈妈，你的恩情我们永远忘不了，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却让这个国民党把我们逼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是绝不会饶过他们的，我们必须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陈正人他们，在天寒地冻的深山老林，取暖倒是不愁，可以烤火。但大白天不能烧火冒烟，就趁着晚上大烧一气，然后存着白天取暖。但是，光烤火没有用，还得吃饭，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了。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没吃的。有时，大家都饿得发慌，眼睛发黑，腿发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连站起来都费劲。

井冈山上房子被敌人烧毁，粮食几乎都被抢走。敌人天天搜山，到处烧杀，据统计，大井村被烧了四次，小井村被烧了十三次，情况是相当的糟糕。

为了找到一点粮食，他们只能利用天快黑的时候到被烧过的村子宅基地上去找，哪怕是偶尔能看见一粒被烧焦的谷子，也是一种惊喜。

一旦有了这些被烧焦的粮食，就小心翼翼地搓下那焦黑的表面，然后掺和着野菜或竹笋熬成汤喝。

就这样，他们全靠这些东西勉强充饥，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天。

但更困难的是，找不到食盐。所以，吃下去的野菜也不舒服，时间久了胃里难受。

彭儒有身孕，身体很虚弱，但她坚持每天给游击队员们烧开水、煮野菜和烧焦的米心混合成的稀饭。

白天，陈正人带着游击队与敌人在山涧小道、密林深处周旋。晚上，他们就用杉树皮当垫被，盖着一床破了十几个洞的棉花套，待后半夜篝火熄灭时，又冷得难以入眠。

终于有一天，担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兼赤卫大队队长的何长工听说陈正人等同志在荆竹山里坚持斗争，便派人上山来找到了他们。

两处会师后，他们就在永新县的九陇山去召开了一次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以朱昌偕、何长工、陈正人等为常委，朱昌偕为书记，陈正人兼任秘书长，继续领导湘赣边界的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直到四月以来，特委书记邓乾元才从酃县那边回来，先与陈正人、朱昌偕、宛希先等取得了联系，然后准备再召开一次特委扩大会议，恢复特委的工作，同时还准备以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为基础，组建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由王佐任团长。

四月十三日，他们收到了红四军前委的来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东固建立秘密根据地的经验，对他们恢复井冈山根据地起到了推动作用。

（12）

一九二九年五月上旬，当彭德怀、滕代远带领的红五军奉红四军前委的命令重返井冈山后，在茨坪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带着王佐来到了砻市。他们会见了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边界特委及红军游击队各路领导。

这时，彭德怀才知道，李灿、张纯清那个第一大队除了牺牲二十几个人，绝大多数都还在，这令他是既惊讶又欣慰，但是守八面山的彭宝才第十大队却杳无音讯，这让他感到情况不妙，也许他们真的是全军覆没了。

但是，若干年后，这个谜底才被揭穿，当彭德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居然见到了彭宝才大队的党代表李克如，那时彭宝才早已牺牲。

原来，敌军在偷袭黄洋界后，依然从背后夹击彭宝才的第十大队。他们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只好撤退，可从小井这边到茨坪的吊桥也被砍断，只好往中井、大井这个方向向荆竹山转移，这样就去了酃县，后来又转战到衡阳以东去了。

他们一直没有回来的原因，据李克如对彭德怀说，那是彭宝才对井冈山失去了信心，不愿意回来了。他要带着队伍回到他的家乡衡阳、宝庆一带去打游击。

在砻市那个著名的龙江书院，大家经过座谈，觉得要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要的问题，还是得先恢复地方党组织。

据邓乾元的调查统计，目前只有永新的九陇山区党组织还算完整，因为那里背靠茶陵，不是敌军进攻的重点。

其他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被破坏。

莲花和宁冈大体都差不多，有坚持公开活动的，也有转入地下活动的。

地方党组织，有的被搞垮了，有的转入了非公开状态。至于下面的党员，许多都停止了活动，有的县级或区级的干部，还有人叛变投敌的。

敌人在“会剿”期间，还抓走的一些群众和干部，据说被关押在酃县和汝城一带。

经过特委的调查和了解，在井冈山地区，目前存在的最大困难是生活必需品奇缺，特别是食盐、药材和布匹等。

所以，针对这种现状，要恢复根据地建设，首先第一步是，召开一个军队与地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看如何运用“共同协作”来解决眼前的紧要问题。

五月十日，在特委书记邓乾元的主持下，中共湘赣特委在宁冈县的古城，召开了有红五军军委参加的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特委作出了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同时还决定把原来以宁冈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逐渐转移到以永新为中心去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等重要决定，为以后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为湘赣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开始设想如何恢复边界的问题，制定出新的游击政纲，划分了新的游击区域，并重新安排了各项工作。

边界特委还决定，正式恢复红五军建制，把李灿的第一大队并入第四纵队，由李灿任纵队长，张纯清任党代表，贺国中任第五纵队纵队长，彭遨任党代表，而王佐的原三十二团第二营和何长工的赤卫大队合编为第六纵队，由王佐任纵队长，何长工为党代表，统一由彭德怀、滕代远组成的红五军军委指挥。

之后，为解决军需问题，红五军向酃县、桂东一带出击，把被关押在那里的井冈山革命群众和干部解救了出来。

接着，一直游击到广东的石城、南雄一带，获得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而新当选的中共湘赣边界的特委委员们，则在各县进行了恢复和整顿，先后在永新、莲花、宁冈、酃县、遂州、茶陵等县成立了县委和临时县委，党员人数也从原来的两千人发展到五千多人，还先后恢复了井冈山、九陇山两个重要的军事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