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不及父亲把钱攒够，母亲突然带着妹妹，坐船来到上海。阖家团圆的日子，少不了另有一番欢乐景象，可惜很快的就被母亲的急性子透过大嗓门，不定时发出的种种抱怨声浪所冲散。这种场景一旦出现，父亲总是以静制动的沉默以对。要么就抱着酒瓶独自喝闷酒。而我则习惯性的挨在父亲身旁，默默的望着父亲无奈的面孔。充当一个无言的支持者。偶而，也会听见父亲的喃喃自语，又仿佛压低了嗓门对我说：

「天糟有雨，人糟有祸。等着瞧吧」！ 

果然，过没多久，母亲突然从小客厅上方的阁楼上跌下来，而摔断了左腿。从就医、复健，前后好几年，一直靠拐杖才能迈步。

对于这次意外的灾难，母亲始终不承认是出于自己的一时疏忽，而一口咬定是有「脏东西」作怪。并且还言之凿凿的说：

「我正要转身下楼的时候，明明看见一个黑影，一晃就到了身后，接着就觉得一股力量，把我往下一推……」。除了归咎于「脏东西」作怪的坚持之外，母亲于事发当天一大早的怪异行径，尤令人毛骨悚然。

当天清晨，一家人正披衣起床，母亲突然对着紧闭的房门隔空喊话：

「凤英，这么早就来啦」！

「活见鬼」。父亲说着下床，打开房门四处察看之后：「门关得好好的，那有什么人！」

「这就怪啦」！母亲纳闷的自言自语：「我明明看见凤英穿著一身红棉袄，一推门就进来了」。

凤英是邻家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前不久才意外死亡，因此母亲的话一出口，我就不由自主的打个冷颤。

起床后，母亲一面动手打理早餐，一面不断叨念：

「我看今天不大对劲」！

果然，几个小时之后就出事了。

母亲伤势初愈，父亲又要远行。这一次不是负气出走，而是被高薪聘请，与一批专业人员前往重庆兴建水泥厂，行前把我安排到离家廿公里开外，一所招收住校生的梅珑小学。直接插班六年级就读。事先父亲对我说得很清楚：

「希望从住校的群体生活中，锻炼你独立自主的个性。」可是，父亲忽略了我尚不满十岁，仅只念过三年私塾的事实。因此，功课的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更不幸的是，紧接着又被疟疾缠身，使我心身俱疲的受尽折磨。

疟疾俗称打摆子，就像是潮涨潮落，有其一定的规律。只要时间一到，它就开始发作。先是发冷，冷得牙齿打战，喀喀作响，浑身抖个不停。接着转而发烧，烧得人昏昏沉沉，汗流浃背。所幸，我发病的时间，皆在下午第三节课之后，一直到午夜之前。烧退了，汗也干了。我摸黑进入厨房，抓几块烧焦的锅巴，胡乱填满肚子，然后回到床上，一觉到天亮，醒来时，一切皆恢复正常，对于功课还不会影响太大。不过在母亲的认知中，打摆不算是病，而是被邪魔附体。对付它的有效手段，就是趁其不备，把它吓跑就没事了。因此我每次放假回家，常被母亲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出一身冷汗，「摆子」却紧盯着我不放，前后纠缠了一年多。

漫长的一年总算熬过了，当我拿到小学毕业文凭，正好也接到父亲从重庆传来的喜讯。信中交代母亲收拾行囊，准备西迁四川。

起初，听说要去四川，母亲既喜又忧。喜的是阖家团圆在望，自然不在话下。至于母亲之忧，纯粹是三姑六婆，七嘴八舌的喋喋不休，把她冲昏了头。

「没听说吗？」邻居高大娘识字不多，偏喜欢咬文嚼字：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你腿伤才好，我看，到时候出门都有问题」。

「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母亲无奈地：「还有这满屋子七零八杂的东西，扔了可惜，带又带不走」

「这有啥好烦的」。刘大婶忙着献计：「你们坐船又不花钱，把它拾掇拾掇，统通带去就得啦」。

「对呀！」母亲恍然大悟地：「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殊不知坐船不花钱的天真想法，完全是从误解了父亲来信本意的基础上，所产生的错误解读。原本信中仅只简略的交代母亲，凭籍身份证明，即可径自登船选用舱位，而不必忙着买票。但却并未进一步说明原委，结果，就在这种错误的认知误导下，母亲的烦恼一扫而空。认为坐船既不花钱，落得风光一下。于是母亲把行李、家俱、锅碗盆瓢，以及连澡盆、马桶、痰盂、擀面板……也都巨细靡遗的全部装船。除了包下一个头等舱外，还包下两个二等舱堆放行李杂物。

从上海坐船到重庆，等于从长江尾航往长江头。一路上溯江而上，整整走了二十四天。

漫长的航程中，一般乘客虽叫苦不迭，但坐在头等舱的感受却大不想同。站在轮船最上层的甲板上，俯首环顾，母亲即不止一次踌躇志满的：

「你懂吗？大宝，俗话常说的人上人，大概就是咱们眼前这个模样」！

遗憾的是合家团园的欢乐日子很快就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无休止的贫穷的折磨。原因是坐船的帐单跟踪而至，算一算连吃带用的费用，足足花掉了父亲两年的薪资。这时候母亲才明白，当初听谓的坐船不花钱，只不过是公司当局为便于员工眷属两地往返，而临时采取的记帐措施。

为了填补这个大洞，父亲必须以月薪的一半，慢慢分期摊还。于是，捉襟见肘的寅吃卯粮遂成为家中的经济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