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的假期悄然过去，今天是2019年10月5日。
此刻，跟随着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我再一次走在了返校的路途上。恍然间，那流连几日的倦意再一次袭来，不只是出于什么原因，突然想写一些文字，想说是记录，又或许是重新开始吧。真正提笔，却又不知该写一些什么了，既然这样，不如想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吧。
回想起前几日和室友讲到的国奖答辩的事，谈到答辩者一个一个多么多么优秀，一个一个加权如何如何高，如何如何自律到安排好去实验室、参加学生会、做志愿活动以及准备雅思托福的时间，突然才发现，自己与身边的这些人早有了不小的距离。一方面确实是羡慕和悔恨的，羡慕这些曾经和自己站在同一起跑线的人的优秀，悔恨自己虚度的时光；另一方面，对他们所做的事进行了一番反思，不禁对中国大学的教育制度感到一丝怀疑。
他人用这一年在学业上变得如何如何优秀，我却用这一年教会自己在心灵上成长，不说这两者孰是孰非，我要说的是室友口中的"功利性"一词。据她所说，参加国奖答辩的每一个人仿佛是早就知道国奖需要哪些要求似的，每一个都做着近乎相同的事情，但有一人，令她印象深刻，那人身上似乎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气质，其表现出来的确实是对电信这一门学科的热爱，那种热爱极为真诚，那种热爱难以掩饰，更难以作假。
听罢她的话，我思绪万千。但即使是像她这样说了的人，也以做同样的事当做了目标，不出两日，她便将她的周末双双奉献给了语言课，惊心准备着出国。她的魄力自然是令我佩服的，其实一直都是。但我的记忆突然转到将近80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是的文人们，不一定都留下了名字，即使是他们当中最为杰出的那些人，也不及那些屡次出现在中学课本里的那些在当时并不算得上杰出的诸如鲁迅、胡适之类。在此，我并为表示对这两位优秀文豪的负面评价，只是出于客观陈述，纵使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但也请读者们相信，我只是简单的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在此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二者的巨大影响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笔者心中，有更为优秀的人。可能听过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大名的人很多，但真正了解他们事迹知道他们为何被称作大师的人又有多少呢？还有真正读过与他们同一时期的同样优秀的傅斯年、赵元任、汤用彤、吴宓、李济等人的作品的人又有多少呢？刚才打出这些名字着实费了一番功夫，连输入法都不记得他们，还有谁会记得呢？那个年代的大师，就以陈寅恪为例吧，留洋十余载，在美国，欧洲等各大高校求学，最终却连一张学位证书都没能拿到，最终仍被聘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另外三位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和赵元任。在这四人中，除了赵元任一人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他三位均没有，其中的陈寅恪就连一张学士学位证书都没有。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国人们似乎都以海外留学为耻，而这一众大师们却纷纷为求知而四处奔走，由此才有了继两千年前孔圣人之后的又一位“傅圣人”傅斯年，学贯中西，汇通华梵的汤用彤，“重现”殷墟甲骨文的李济……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纯粹为了求知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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