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
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
相守相助，相聚相失去......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
1935年7月，不足二十五岁的钱钟书与二十四岁的杨绛结婚，并同到英国牛津求学，两人相互作伴，相依为命。
1937年5月，女儿钱媛在牛津医院出生。“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钱钟书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还满脸得意着。
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名号。祖父给她取名为健汝，又因她的生肖属牛，他起了一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号丽英。这个美丽的号我们不能接受，而“钱健汝”叫来拗口，又叫不响。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于是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钱钟书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49年夏，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得到清华大学母校的聘请，于八月廿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廿六日到达清华，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到清华后，十二周岁的钱媛打算在清华附中上学，可是学习一定要她从一年级读起。由于初中学生开会多，午后总开会，想到钱媛前段时间生病好不容易养好，杨绛就让她休学，功课由自己来教。
钱媛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了满分。
1952年10月16日，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中关园。
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66“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所幸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1996 年10 月，患病的钱瑗已经非常衰弱，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女士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钱瑗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
钱媛是在沉睡中去的。她因腰痛住院，当时已经是病的晚期，幸亏病转入腰椎，只有那一节小骨头痛，然后就上下神经断连，她没有了痛感。自从有了钱媛，杨绛先生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她就不用牵挂了。
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在心里流泪。
自从失去钱媛后，钱钟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杨绛先生也甚为伤心，四肢也变得越来越没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站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前中水相会。他已经骨瘦如柴，杨绛先生也变得老态龙钟了。他没有力气说话了，一直眼睁睁地看着杨先生。这时杨绛先生心里也已明白了。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再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钱钟书于1994年夏住进医院，杨绛就天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等。钱媛于1995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杨绛就每晚跟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
“世间好物不坚劳，彩云易散琉璃脆”。
1997年春，钱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钱钟书去世。
“从此，我们三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