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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我们也就可以一笔带过了。
晋献公晚年爆发了“骊姬之乱”，这又是一场严重破坏宗法制的内乱。公元前672年，晋献公击败骊戎，骊戎献上骊姬、少姬姐妹求和。姐妹二人深得晋献公宠爱，分别生下公子奚齐、卓子。为了能让儿子奚齐继承君位，骊姬不断离间晋献公与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之间的关系，最终，迫使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亡。
重耳带着狐偃、狐毛、赵衰、贾陀、先轸、魏犨等人辗转流亡于翟、齐、卫、曹、宋、郑、楚、秦等国，19年中受尽冷眼、备尝艰辛，但是，也增长了见闻、磨砺了意志。公元前636年，在秦国的护送下，公子重耳回到晋国，受到举国拥戴，即晋文公（成语“秦晋之好”“割股啖君”就源于此）。
晋文公即位后，对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鼓励耕织、兴修水利、宽免赋役、整军经武，对外则继承祖先们“尊王攘夷”的做法，先于公元前636年帮助周襄王平定“王子带之乱”，又于公元前632年在城濮之战中击败威胁中原地区的楚国（成语“退避三舍”“大器晚成”就源于此）。
同年，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齐、鲁、郑、宋、蔡、卫等诸侯国都来参加，周襄王也派出代表参加，委任晋文公为“侯伯”（又称“方伯”，即诸侯之长），按照“尊王攘夷，会盟诸侯”的标准，晋文公最终成就了晋国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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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延续了晋献公“国无公族”的政策。此后，晋国国君的儿子，除了太子，全部寓居它国，不在国内受封。至此，晋国的公族再也无法对君权构成威胁。
按照周朝惯例，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国，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他儿子则被分封，并可能担任大臣。比如，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就担任了周王室的宰相职务。比如，鲁桓公的儿子、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对，就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那个庆父）就担任了鲁国的宰相职务（这里多说一句，“宰”是主宰、主持，“相”是辅佐、辅助。因此，宰相就是辅佐君主主持政务的人。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辽代真正用过“宰相”这个名称，其他朝代虽然有宰相这个职能，但是，都不叫这个名字。关于中国的宰相制度以及君权和相权之间“相爱相杀”的历史，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但是，晋国实行“国无公族”政策，已经不可能从公族之中选拔大臣，自然就需要从公族之外选拔大臣。
城濮之战之前，为了迎战强大的楚军，晋文公将晋献公组建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即中军、上军、下军。每军设将、佐各一人，即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合称“六卿”。其中，中军将称为“正卿”。
此后，“六卿”制度固定下来，负责辅佐君主主持政务。其中，“正卿”出则为将，入则为相，逐渐成为晋国事实上的权力核心（关于先秦时期中国的“政祭二元”体制，以及君主和宰相的职能划分，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
“六卿”职位是世袭的，被狐氏、赵氏、先氏、魏氏、郤氏、胥氏、栾氏、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等11个世族所垄断，按照“长逝次补”原则递补，轮流担任（不难发现，这些世族当中，有的是当年跟随晋文公流亡的亲信及其后裔，比如狐氏、赵氏、先氏、魏氏。有的是当年在国内暗中接应晋文公回国的大臣及其后裔，比如郤氏、栾氏。他们在晋文公成就霸业的过程中居功至伟，而垄断“六卿”职位则是这场“风险投资”的可观“回报”）。
按照周朝惯例，卿士能够凭借军功获得封地、爵位，因此，“六卿”对于对外扩张非常热衷。在他们的主导下，晋国先后取得崤山之战、颖北之战、鄢陵之战、湛阪之战等战役的胜利，威压秦、楚，震慑齐、鲁，挟制郑、宋，称霸的历史长达150年，继晋文公之后，又涌现出了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三位霸主（客观地说，相比晋文公这位“开创之君”，晋襄公、晋景公更像“守成之君”，霸业没有那么辉煌。不过，晋悼公确实是历史学界公认的逆转晋国命运、恢复晋国霸业的“‘虽曰守成，实同开创’之君”），而在这个过程中，“六卿”特别是“正卿”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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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攫取更多政治利益，“六卿”对于内部斗争同样非常热衷。“六卿”之间的权力斗争对晋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比如，著名的“下宫之难”（“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源于此）等内乱就都与此有关。
公元前550年，爆发“栾氏之乱”，栾氏被灭族。至此，前述11个世族只剩下韩氏、赵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等6家。此后，他们长期把持晋国军政大权。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实行“国无公族”政策，晋国公族虽有意愿、却无能力解决“六卿”揽权的问题，只能坐视晋国国君大权旁落，沦为“六卿”事实上的傀儡。
以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我们也就可以一笔带过了。
公元前458年，智氏与韩氏、赵氏、魏氏联手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领地。晋出公不愿坐视“四卿”进一步坐大，于是，请求齐、鲁两国帮助讨伐“四卿”，结果反被“四卿”击败，自己也死在了逃亡路上。随后，智氏扶持公子骄继位，即晋哀公，智氏趁机总揽晋国军政大权。
公元前453年，智氏又纠集韩氏、魏氏讨伐赵氏，赵氏退守晋阳（即今天的山西太原）。在晋阳即将城破之际，赵氏派人连夜出城说服韩氏、魏氏临阵倒戈，共同消灭智氏，并联手瓜分了智氏的领地。
至此，晋国公室手中只剩下新绛、曲沃两处旧都，其他领土全部落入韩氏、赵氏、魏氏之手。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氏、赵氏、魏氏的家主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即韩景侯、赵烈侯、魏文侯。昔日的臣子如今已经和自己平起平坐，晋国从此名存实亡。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又联手瓜分了晋国公室仅存的新绛、曲沃，并废黜晋静公为平民，晋国由此正式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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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从“曲沃代翼”到“三家分晋”的300余年历史，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路径依赖”，什么叫“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作为小宗的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晋武公-晋献公一系取代大宗、夺取君位，自然害怕新的小宗有样学样，再搞出个“✕✕代曲”来。因此，晋献公以后的历代君主积极推行“国无公族”政策，在削弱公族实力方面不遗余力。
“国无公族”政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由于不得不从公族之外选拔大臣，于是，晋国成为最早完成从“任人唯亲”到“任人唯贤”转变的诸侯国。而“权力真空”的出现也让异姓卿士看到了上升通道，他们有着强烈的意愿和动机去改革内政、对外扩张，这些都在晋国成就霸业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在“蛋糕”总量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异姓卿士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大，晋国公室拥有的“蛋糕”就越来越小，形成了强枝弱干、外重内轻的局面。此后，晋国国君逐渐大权旁落，沦为“六卿”事实上的傀儡，并最终导致了“三家分晋”的发生。
晋国靠着削弱公族、启用异姓成就了百年霸业，但也因为削弱公族、启用异姓导致了君权旁落。如果没有“曲沃代翼”，就不会有“国无公族”，如果没有“国无公族”，就不会有“三家分晋”。这就是“路径依赖”，就是“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我才会在开篇写道，“其实，晋国的命运早已注定，它只是在一步步地走向那个确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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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在“三家分晋”之后的1400年，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自己编撰的《通志》8卷进呈宋英宗。宋英宗大为赞赏，下旨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拔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次年，司马光为继位的宋神宗进读该书。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极为繁重，直到19年后的元丰七年（1084年）才宣告完成。此时的司马光也已精力耗尽、积劳成疾（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成书不到2年，就病逝了。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294卷，约300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16朝、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选择“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有着多重考量。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并对后续历史进程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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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家分晋”的记述，司马光只用了14个字，“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关于“三家分晋”的评价，司马光却用了1100个字。他开门见山地写道，“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大家可能会感到疑惑，《资治通鉴》不是号称“帝王之书”吗？为什么不讲权谋，反而去讲“礼制”？
这就要从“礼制”的本质说起，“礼制”的表象是饮食、起居、祭祀、丧葬方面的规范，而“礼制”的本质则是关于社会秩序的共识。这种共识一旦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就会不可逆地走向混乱，开始可能只是“礼崩乐坏”，到了最后就是“尸山血海”了。
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是乐舞的行列，一“佾”是8人，“八佾”就是64人。按照《周礼》，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大夫用“二佾”。季氏作为卿大夫，竟然敢用“八佾”，并且无人制止。
一方面，这表明诸侯、卿士已经丧失了对“礼制”的敬畏之心，背后则是其日益滋长的政治野心。他们今天可以僭越“礼制”、逾矩享受，明天就可以“曲沃代翼”“三家分晋”。另一方面，这表明周天子的神圣性、权威性已经开始消解，逐步丧失了对诸侯、卿士的控制力。
因此，“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论断体现了孔子对历史趋势的见微知著。
“三家分晋”也是同理。
韩虔、赵籍、魏斯原本是晋国的卿士，他们联手瓜分其他卿士的土地也好，联手翦除晋国公室的羽翼也罢，都是“以下克上”“以臣犯君”，是严重破坏“礼制”的行为。
虽然此时周天子的地位和实力都已经一落千丈，无力组织诸侯联军予以讨伐。但是，至少也应该摆出“不予承认”的姿态，表明自身维护“礼制”的决心，减缓“礼崩乐坏”的速度。
但是，周威烈王反而给了他们诸侯的“名分”。虽然是形势所迫、无奈妥协，却也将自己弄成了破坏“礼制”的罪魁祸首。其他诸侯、卿士看到周威烈王此举，对“礼制”的敬畏之心自然更加消弭，政治野心自然也更加滋长。
果然，在17年后的公元前386年，又发生了“田氏代齐”（周安王册封齐国权臣田和为诸侯，由此，田氏取代姜氏成为齐国国君）。在52年后的公元前334年，又发生了“徐州相王”（魏惠王与齐威王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在11年后的公元前323年，又发生了“五国相王”（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中山的君主互相承认对方为王），至此，“战国七雄”全部称王。昔日的诸侯如今已经和自己平起平坐，周朝从此名存实亡。
因此，“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的论断体现了司马光对历史趋势的敏锐洞察。
既然“礼制”的凝聚力如此之强、“名分”的重要性如此之高，而周天子自坏“礼制”、自乱“名分”引发“三家分晋”进而导致周朝名存实亡的历史教训又是如此深刻，于是，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就选择将其作为开篇，希望真正达到“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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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沁芳.论“晋无公族”[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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