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1年，宋神宗元丰七年，辽道宗大康十年。
最近老跟朋友讲，好像这几个月来有点看不进书的感觉。倒不是完全不看书的状态，而是感觉随着年岁渐增，一些市面上的畅销书，小说之类真的一下子提不起兴趣，但是你如果要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那微信读书里一直看着，也一直置顶的只有一本——《资治通鉴》！
元丰七年的洛阳，秋风掠过 “独乐园” 的竹影，落在读书堂的案几上。司马光推开最后一卷手稿的封绳，300 多万字的《资治通鉴》终于杀青，墨迹未干的书页间，沉淀着 17 年的心血与坚守。中国史学史上最奇妙的巧合，恰在于这两座并立的高峰 ——《史记》与《资治通鉴》，竟同出 “司马” 一脉：司马迁以纪传体通史开创 “以人写史” 的先河，司马光以编年体通史立下 “以史资政” 的典范，一西汉一北宋，一纪传一编年，共同撑起了中华文明的史学天空。
这部巨作的诞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堪称天时、地利、人和的极致契合，其难度远超寻常著述，需集齐四重缺一不可的条件，方能成就。首先，作者必须是通透古今的大学问家 —— 司马光自幼嗜学，“手不释卷” 到 “患记忆不若人，退则书之”，编纂此书时，他翻阅 322 种文献，从正史到野史，从碑铭到笔记，对史料真伪反复甄别，仅 “考异” 部分便耗时数年，若无这般渊博学识与严谨治学态度，根本无法梳理 1362 年的历史脉络。其次，作者需是深谙治国之道的大政治家 —— 司马光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曾官至宰相，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远离朝堂核心，却始终以 “治国安邦” 为初心，他写历史不只为记录往事，更要剖析成败因果、提炼执政智慧，这种政治家的格局与视角，让《资治通鉴》跳出了单纯的史料汇编，成为帝王的 “治国教科书”。
更难得的是 “大把时光” 的加持 —— 自熙宁三年起，司马光主动请求外放，在洛阳赋闲长达 15 年，这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岁月，他远离了朝堂的尔虞我诈，埋首于独乐园的书海，“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日与竹简、笔墨为伴，正是这份 “赋闲” 的沉淀，让他得以心无旁骛地打磨这部巨作。最后，离不开朝廷的鼎力支持 —— 宋神宗虽与司马光在变法上政见不合，却始终敬重其才华与操守，不仅赐以笔墨钱帛、承担其生活开支，允许他借阅宫中秘藏史料，更亲题 “资治通鉴” 书名、撰写序言，这份 “政治有分歧，信任无动摇” 的君臣默契，为《资治通鉴》的成书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般集学识、格局、时间与支持于一体的成书机缘，在中国史学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而在司马光之前近千年，另一位姓司马的史学家，也在截然不同的境遇中，为中华文明写下了另一座史学高峰 ——《史记》。司马迁的笔，没有独乐园的清幽，没有帝王的加持，反而背负着宫刑的屈辱与人生的磨难，他又如何在绝境中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铸就这部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便要从《史记》的成书故事说起。
一、资治通鉴的诞生
《资治通鉴》的诞生，从来不是司马光一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北宋中期一场特殊的 “君臣合作”—— 失意的政治家与受挫的帝王，在历史的书写中找到了共鸣，用 17 年的坚守，完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奇迹。
1084 年呈现在神宗面前的《资治通鉴》，体量惊人：294 卷正文、30 卷目录、30 卷考异，共计 300 多万字，记载了从战国到北宋建立前 1362 年的兴衰往事。这份沉甸甸的手稿，背后是司马光 17 年的呕心沥血。节目中引用的《司马温公集》记载，司马光编纂此书时，“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为了保证史料准确，他翻阅了正史、野史、笔记、碑铭等 322 种文献，仅 “考异” 部分就耗时数年，对不同史料的真伪反复甄别，比如记载同一事件，若《史记》与《汉书》有出入，他会逐一考证，注明取舍理由。这种严谨，源于他 “不欺后世” 的治学态度，更源于他 “为帝王提供镜鉴” 的政治初心。
而这份初心的实现，离不开宋神宗的鼎力支持。神宗与司马光，在政治上是 “对手”——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三年起便主动请求外放，15 年间远离朝堂核心；但在编纂史书这件事上，两人却达成了高度默契。神宗不仅从未因政治分歧为难司马光，反而 “赐以笔墨钱帛”，让朝廷承担他的生活开支，还允许他借阅宫中秘藏的史料。更难得的是，神宗亲自为这部书命名 “资治通鉴”，意为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笔撰写序言，明确了此书 “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的核心价值。节目中提到，元丰后期，神宗变法遇阻、五路伐夏惨败，心情郁结，却仍记挂着司马光的编书进度，甚至计划立太子后，聘请司马光担任太子师傅，让这部史书的智慧能传承给下一代帝王。这种 “政治有分歧，信任无动摇” 的君臣相知，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司马光的 “赋闲”，反而成了编纂《资治通鉴》的 “天赐机缘”。因反对变法，他从 48 岁到 63 岁，人生最年富力强的 15 年都在洛阳度过，远离了朝堂的尔虞我诈，得以专心治学。他在洛阳的居所 “独乐园”，并非后人想象的清贫小院，而是占地 20 亩的园林，亭台楼阁、池沼花木一应俱全，这正是神宗支持的见证。在这里，司马光建了 “读书堂”，藏书万余卷，每天清晨起身，便埋首于史料堆中，直到深夜才歇息。节目中还原了他的编书日常：案头摆满竹简，左手翻史料，右手握笔批注，身旁放着一壶清茶，饿了便吃简单的素食，17 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种 “虽赋闲却不沉沦，以史笔寄初心” 的坚守，让他既保持了政治家的格局，又拥有了历史学家的严谨，最终成就了 “政治家写历史” 的独一无二 —— 只有兼具这两种身份，才能既看透历史事件的因果，又洞察治国理政的核心，写出真正能 “资治” 的史书。
二、史笔双峰
《资治通鉴》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史学史上诞生了两座双峰 —— 它与司马迁的《史记》，虽相隔千年，却在体裁、目的、内容上形成了鲜明对比，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史学基因。节目中通过深度对比，让我们看清了两部史书的不同底色，也读懂了它们各自不可替代的价值。
首先是体裁与叙事逻辑的差异。《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严格按照年月日顺序记载历史，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分散在不同年份的记载中，需要读者串联梳理，但这种体裁能清晰展现事件的时间线和因果关联。比如记载安史之乱，它从开元末年的朝政腐败、节度使权力膨胀写起，逐年记录安禄山的崛起、起兵反叛、唐军的应对失误，最终揭示 “安史之乱非一日之寒，而是体制弊端长期积累的结果”。此外，司马光还特意增加了 “目录” 方便检索，“考异” 辨析史料真伪，“臣光曰” 发表史论，让整部书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思想深度。
而《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以人物传记为核心，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通过塑造一个个立体的历史人物，串联起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它不追求时间线的绝对清晰，却擅长捕捉人物的情感与细节：项羽本纪中 “霸王别姬” 的悲壮，刺客列传中荆轲 “风萧萧兮易水寒” 的决绝，游侠列传中郭解重义轻利的豪情，都让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唤醒读者的同理心。这种体裁更注重 “人” 在历史中的作用，展现的是一部 “有温度的文明精神史”。
两者的核心差异，更在于作者的身份与创作目的。司马光是政治家，他编纂《资治通鉴》的核心目的是 “为帝王提供执政参考”，读者对象明确指向皇帝。因此，书中重点聚焦 “治国经验与教训”，少涉神怪迷信，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多从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入手。比如同样写汉武帝，《资治通鉴》很少提及他的个人情感，而是重点分析他的盐铁官营政策、对匈奴战争的利弊、晚年的巫蛊之祸，提醒帝王 “穷兵黩武则国衰，任人唯亲则政乱”。
司马迁的《史记》则是 “承父遗愿，成一家之言”，他的创作目的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者是千秋万世的后人。因此，《史记》不仅梳理文明源流，更注重展现不同阶层人物的人格光辉，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刺客、游侠、商人，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不刻意为帝王提供 “治国指南”，却通过人物的成败得失，传递出 “仁政爱民则兴，暴政虐民则亡” 的朴素真理，成为一部 “全民的精神教科书”。
《史记》是“以人写史”，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温度；《资治通鉴》是“以史资政”，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深度。两部书一热一冷，一感性一理性，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对历史的完整认知 —— 既要记住“人”的光辉，也要汲取“治”的智慧。 这种差异，不是优劣之分，而是互补之美，它们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记忆，传承至今。
三、为文明铸魂，为未来蓄力
中国人对修史的执着，从来不是 “闲时记事” 的消遣，从《史记》到《资治通鉴》，从官修史书到私家著述，一代代史家笔耕不辍，本质上是在为中华文明 “铸魂”—— 铸造一套共同的记忆、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精神坐标。而这套 “灵魂” 的核心，是中国人集体记忆里的 “先例” 与 “共识”：历史不是故纸堆里的陈年往事，而是为每个时代中国人留存的 “精神弹药”，是让文明在动荡中不溃散、在低谷中能复兴的隐秘力量。
公元 4 到 5 世纪，北方民族的入侵同时冲击着西方的罗马帝国与东方的中原农耕文明，两大帝国先后解体。可罗马帝国一旦分裂，便再也没能重归统一 —— 即便有神圣罗马帝国的追慕、拿破仑的征伐，终究只是碎片式的模仿，失去了共同的历史共识，就失去了凝聚整个文明的精神纽带。而中原文明却能一次次在战火中涅槃：五胡乱华后有隋唐大一统，五代纷争后有宋辽金时期的文明延续，哪怕王朝更迭，文明的根脉始终未断。这背后，正是历史书写留下的 “共识” 在发挥作用。
历史为中华文明留存的 “先例”，是穿越千年的精神火种。那些胜利的记忆，如卫青、霍去病 “封狼居胥” 的伟业，岳飞 “精忠报国” 的赤诚，成为后世面对外侮时的精神图腾 —— 每当民族危亡，这些 “先例” 便会被唤醒，告诉人们 “我们的祖先曾战胜过同样的困境”，这份信念能凝聚起亿万颗心，汇成不可阻挡的力量。那些先贤的榜样，如孔子的仁爱、屈原的忠烈、司马迁的隐忍、司马光的坚守，成为中国人的人格标杆，告诉我们 “何为君子，何为正道”，这种价值共识让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中国人，都能找到共同的精神追求。那些苦难的记忆，如战乱的流离、变法的波折、亡国的伤痛，也被郑重写入史书，不是为了沉溺悲情，而是为了留存 “多难兴邦” 的启示 —— 告诉后人 “我们曾从更黑暗的时刻走出，如今的困境终将过去”。
这些 “先例” 与共识，构成了中华文明的 “精神 DNA”。它让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们是炎黄子孙，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神的继承者；我们仰望的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的先贤，记取的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担当；我们的共同记忆里，有统一的荣光，有分裂的阵痛，有胜利的欢呼，有苦难的坚韧。这份共识，不是靠强制灌输形成的，而是靠《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一代代书写、一代代阅读，潜移默化地融入血脉。节目中说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因为历史是共识的载体，是文明的根基 —— 只要共同的历史记忆不灭，文明就有复兴的希望，民族就有凝聚的力量。
历史是 “前行时的力量源泉”。我们走向未来时，总会面临未知的恐惧、选择的困惑，而历史中的 “先例”，就是最好的指引。想坚持理想时，读孔子 “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执着，便有了对抗世俗的勇气；想担当责任时，读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情怀，便有了格局与胸怀；想学会坚韧时，读司马光 17 年著书的坚守，便有了 “日拱一卒” 的耐心。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精神，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能融入我们血脉的力量，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从容。
一代代中国人来了又走，却通过历史的书写与阅读，实现了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支火把点燃另一支火把” 的精神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