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契丹崛起：天皇帝、地皇后、人皇王
契丹早期历史的比较传统的理解。
契丹这个族群，起源于东北，大约是从鲜卑人里分化出来的。公元四世纪中叶开始，契丹游牧渔猎于潢水、土河（今内蒙古赤峰境内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
关于契丹的起源，有个“白马青牛”的传说：有一个男子骑着白马顺着土河自西向东而来，又有一个女子驾着青牛小车泛潢河而下，两个人在两河合流之处的木叶山相遇，结为配偶，生育八子。此后子孙繁衍，逐渐发展成日后的契丹族。
现代学者认为，这个传说产生得未必很早，目的除了解释契丹的起源外，还要解释传说诞生时代的契丹族群的构成。这对夫妻为啥要有八个儿子，因为契丹当时分八部。
武则天时代，契丹是让女皇陛下很难堪的，最后还是靠突厥的力量，才平定了契丹的叛乱。
唐玄宗时代，唐朝的边防军比较强大，对契丹总体上占着上风。
安史之乱后，回鹘成为北方霸主，契丹依附于回鹘，被压制在东北一隅。
到了九世纪中期，回鹘衰落了，回鹘人要么南下，要么西迁，北方草原的广阔天地就空出来了。
回鹘衰落后不过几十年，唐朝的内乱也不断爆发，中原王朝一内乱，照例会有人往边疆跑，然后就怂恿游牧民族的贵族：你们也可以建立中原王朝一样的统治秩序，进而南下去统治中原。
所以这个时候，契丹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天皇帝”阿保机
契丹八部中的迭剌部里的耶律氏兴起。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一个婴儿诞生，就是大名鼎鼎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相比别的契丹人，阿保机的特点是保持着契丹人的悍勇，同时又汉化得比较深。
汉化的竞争优势，一是比较集权专制，可以凝聚更多的人力物力；二是政治视野更开阔，知道如何找外援。
当时唐朝名义上还没亡，李克用和朱温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耶律阿保机却既和李克用结为异姓兄弟，又和朱温结盟。这样，阿保机既可以随时根据这俩的恶斗结果，调整对中原的策略，又可以向别的契丹人展示，我同时拥有两个强大的外援。
到公元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举行了契丹传统的告天仪式，即可汗之位。也就在这一年，大唐没了，朱温逼唐哀帝禅让给自己了。
按照契丹的传统，可汗是选举产生的，可汗家族一定范围内的成员都可以参加选举，再由契丹部族的首领们一起商议，从候选人中推选一人为可汗，而且三年就选一次。所以耶律阿保机虽然当了可汗，但位置并不稳固。
这时有汉人谋士鼓动阿保机，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君权，那多爽啊！但别的契丹权贵当然很不乐意，于是阿保机任可汗的第五年起，就要不断面对叛乱。
叛乱首先来自阿保机最亲的人，因为他们本来也都是有机会继承汗位的，然后其余契丹部族也开始反对阿保机，迭剌部之外的七部契丹逼阿保机让出可汗之位。阿保机一度也退让了，把代表可汗权力的战旗、战鼓都交出来了。
于是就发生了那个著名的故事：耶律阿保机提出，我手下汉人已经很多了，希望模拟幽州（今北京）的规制，建一座汉城，让汉人居住。这个要求不过分，其余各部就都同意了。结果这个汉城位置特别好，又适合种植五谷，又产盐，又产铁，都带来巨大的收益。于是阿保机越发得到手下人拥戴，其余契丹各部，经济上也很需要这座汉城。
耶律阿保机就和妻子述律平定下计策，请各部大人都来赴宴。于是大家都来了，结果阿保机一个突袭，把他们全杀了。
这个故事类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把较长时间里，围绕同一个政治结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浓缩为一个特别有戏剧性的场面。总之基本事实就是：耶律阿保机杀了很多契丹各部的贵族，最终扫清了契丹由部落联盟转型为国家的道路上的障碍。
公元916年，阿保机正式建国称帝，成为契丹的开国皇帝，自称“天皇帝”，他也就是辽太祖——这个政权的国号比较复杂，契丹和辽之间变来变去的，简单化处理，提到庙号的时候就统一称“辽”。
有意思的是，耶律阿保机称“天皇帝”，他的妻子述律平，则称“地皇后”。从这个称谓看，也显得皇后的地位不同凡响。
耶律阿保机很仰慕汉高祖刘邦，所以耶律氏也称刘氏；刘邦离不开萧何萧丞相，所以和耶律氏关系最紧密的几个家族，也都称萧氏。辽朝皇后一定来自这几个家族，所以看《辽史》里皇后的传记，皇后几乎全部都姓萧。地皇后述律平保留了“述律氏”这个称谓，但实际上她的家族，也是改姓了萧的。
开疆拓土
建国之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吸取中原经验，结合契丹实际进行了各种制度上的改革创新，同时开疆拓土，他可以往三个方向上发展：向西，一统草原大漠；向南，进取中原；向东，还有个渤海国。
阿保机向西很成功，因为这时候草原上无强族。
向南却遭遇了挫折，公元922年，阿保机率大军入居庸关，下古北口，和后唐李存勖大战了一场。这时中原经济虽然残破，但军队战斗力还在，结果契丹惨败，败退回去的时候又遭遇大雪，契丹人马绝粮了，沿途丢满了尸体。
暂时抢不到中原的土地，但可以抓中原的人。此后辽朝几乎每年都对后唐发动掠夺性的战争，抓了人就走。东北地区本来就是有农业基础的，被抓的汉人有的成了辽朝的编户齐民，有的则归契丹权贵私人所有，不管怎么说，辽的农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到公元925年冬天，阿保机发倾国之兵东征渤海，一举灭了渤海国。
下一年（公元926年）正月，阿保机将渤海国改名“东丹国”，即东契丹的意思，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也号“人皇王”。这样阿保机是“天皇帝”，述律平是“地皇后”，皇太子是“人皇王”，天地人就都齐了。
辽太宗即位
这年七月，辽太祖见东丹国大局基本安定，便收兵回去，在途中病死了。
这时候，就显出述律平太后的厉害了。她听闻丈夫的死讯，就把参与征渤海的大将的妻子们找来，说：“我现在寡居，你们怎么可以有丈夫！”接着把这些大将找来，问：“你们想念先帝吗？”自然都答“想想想”。述律太后她就说：“真想的话，就应该去见他！”于是，杀了大将百余人。
据说，安葬太祖阿保机的时候，她问汉军将领赵思温：“你追随先帝最亲近，你为啥不和他一起走？”赵思温回答说：“亲近莫如皇后。您去，我就跟着。”
这一问倒是把述律太后僵住了。她也真是狠人，说：“嗣子幼弱，国家无主，我不能去！”为了堵人家的嘴，她便斩下自己一只右手，随葬墓中。
实际上，这年她的长子28岁，次子也已经25岁，都不年幼了。述律太后烈女断腕，根子还是在于她极强的权力欲。
述律太后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刚说到的“人皇王”耶律倍，次子耶律德光，幼子叫耶律李胡。
耶律倍汉化程度太深，述律太后很不喜欢，她极力怂恿辽太祖让耶律倍去当东丹王，就是不想让他即位的意思。三子耶律李胡虽然受宠，毕竟年纪小些，而且即位于理不顺。
于是述律平太后称制一年多以后，次子耶律德光即位，就是辽太宗。
汉化很深的那位耶律倍被迫让位后，在辽国待不住，于是想起了一辈古人，就是《论语》《史记》里都大加称道的吴太伯，吴太伯最伟大的业绩就是让位给弟弟，然后离开家乡去了遥远的南方。耶律倍于是从海路出逃，他带了几千卷书，在辽东半岛上船，到登州（山东蓬莱）登陆，投奔了后唐。
当时后唐皇帝是明宗李嗣源，他看见耶律倍来了非常高兴，以迎接天子的礼节欢迎他，还给他改了名：先让他姓东丹，名慕华，你是如此仰慕华夏文化。后来觉得你也别姓东丹了，干脆姓李好了，又改名赞华，赞是帮助的意思，今天还说“赞助”，你对华夏文明是有帮助的。
别忘了，后唐明宗李嗣源自己也不是汉人，是沙陀人。这俩一个沙陀人一个契丹人，但他们的华夏认同，都是非常强烈的。这是我们要反复说的一个问题，华夏文明的特点，对血统真不是那么看重，重要的就是一种华夏认同。
那边辽太宗耶律德光知道哥哥在后唐，就不断派使者来问候，对耶律倍留在契丹的儿子也不错。这倒说明，当时契丹那种不成熟的宫廷政治，反而倒是不讲究斩尽杀绝，留着较大余地的。
这点也会成为他们以华夏自居的理由之一，因为秦始皇以后的中原王朝是很难做到这样的，但是儒家经典中的华夏，却正是这样的。所以，契丹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比汉人更华夏，这也会成为一种文化自信。
后唐明宗李嗣源去世后，他的干儿子李从珂杀了李嗣源的亲儿子，自立为帝。耶律倍向辽太宗耶律德光上书，请求讨伐李从珂，咱得讨逆。耶律德光没有给足够的回应。
两年后（公元936年），石敬瑭也向耶律德光提出，献出燕云十六州，我做你的儿。这下，耶律德光出兵了。
李从珂大势已去，决定自焚，还邀请耶律倍“咱一起自焚吧”。耶律倍没答应，李从珂就把他杀了。石敬瑭夺取汴梁城后，收敛耶律倍的遗骸，北送入契丹，算是给耶律德光表态，干儿子替您把大伯的仇给报了。
耶律德光扶植后晋灭后唐，我们从中原视角看，当然是辽国借着中原内乱，趁机夺我们的燕云十六州。但站在契丹立场上说，要讲道理也可以扯一堆：首先当年我们的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机和后唐的祖宗李克用是盟兄弟，后唐内乱，我这个当叔叔的来摆平，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何况我们皇帝的哥哥，按照儒家标准道德那么高尚的耶律倍，还在你那儿遇害了，我不可以报仇吗？契丹人的道理也不妨是一套一套的。
后来石敬瑭的继承人，后晋皇帝石重贵和契丹闹矛盾。耶律德光再次南下，攻占了汴梁，灭了后晋。
公元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用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城，在崇元殿改穿华夏天子的衣冠，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显然，这次耶律德光是想干脆把辽变成一个一统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中原王朝。
知识点二：南北面官：契丹如何用40年成为成熟王朝？
契丹灭了后晋，公元947年正月初一，辽太宗耶律德光用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城。显然，他是想干脆把契丹变成一个一统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中原王朝的。
耶律德光能够做到吗？做不到。
帝王个人怎么想，当然很重要，但并不能决定一切。尤其是，一个专制帝王想要搞破坏的时候，也许能够做到势不可挡；但一个帝王想要进行建设的时候，有太多因素可以制约他了。
第一，契丹士兵是打了胜仗就要烧杀抢掠的，这是千百年来的老传统了，你能制止吗？这个可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是经济问题、制度问题。
因为当时契丹人打仗是没有后勤组织的，全靠打胜了抢到东西来补给，打败了很多人就只好饿死。现在打胜了也不许抢，那大伙吃什么？不把文官组织发展起来提供后勤保障，是没有办法禁止契丹军人抢劫的。
第二，契丹贵族把自己视为征服者，想要借机搜刮中原人的财富，你耶律德光自己是喜滋滋当皇帝了，能够拦着不让别人发财吗？契丹的部落联盟传统不可能短期内彻底消失，君主在大贵族面前，权威可没有那么大。
第三，把中原各地仍然交给原来的各镇节度使管理，暂时不介入地方行政事务。这种松散的管控，你耶律德光自己甘心吗？
上述三条，耶律德光都做不到，于是中原各地就到处都是反契丹的力量，耶律德光只好承认失败，又把中原财富大大搜刮了一番，匆匆北撤，最后就死在撤退途中一个叫杀胡林的地方。契丹人为了防止尸体腐化，把他开膛剖腹，放了几斗盐进去。汉人听说了这事，倒是挺高兴，就说耶律德光被做成了“帝羓”，就是皇帝肉干。
这时候，契丹军中有人想到，太后述律平是想让耶律德光的弟弟耶律李胡即位的，耶律李胡这人残忍好杀，很不得人心。何况很多人都还记得，上回太祖耶律阿保机也是出征途中去世，回去后军队里的大将被述律太后杀了好多，这次谁知道会不会历史重演？很多人都害怕起来了。
有人想到，这次出征，耶律德光的哥哥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也在军中，于是就提出，替耶律德光拟一份遗诏吧，让这个侄儿即位。这个倡议一经提出，众将无不欣然从命。
于是，南征军队里的契丹勋贵们，都拥立耶律阮，而老太后述律平则支持自己的小儿子耶律李胡，契丹面临了分裂的危险。
当时论军事实力，是南征这批人强，但是他们的家人都留在北方，耶律李胡可以挟持为人质。所以，如果当时双方都下定决心不惜鱼死网破，契丹很可能因此衰落。于是，中原王朝也许会有机会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或者别的游牧民族有机会因此崛起，历史也许就会不一样。所以，历史还是有偶然性的，有些关键时刻，当政者的抉择，是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的。
这个时候，述律太后展现出大格局，做出了让步。耶律李胡还不甘心，太后对他说：“以往我和你的父亲宠爱你超过别的儿子，但俗话说得好：‘偏怜之子不保业’，被偏爱的儿子保不住家业。我不是不想立你，你自己不争气啊！”
于是，双方罢兵。
述律太后这次让步，对她自己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后来她被迁往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幽禁起来。老太后已经六十九岁了，这位叱咤风云的奇女子，在幽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六年。但是，契丹的国运，因此避免了遭受毁灭性打击。
人是很容易有“与其我输你赢，不如大家一起输”的想法的，所以有时候甘愿接受失败的政治人物，对于这个政权的普通人来说，反而倒是可以算了不起的政治家。
当然，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就不是什么幸事了。
好在虽然最可怕的内战避免了，之后契丹还是出了不少乱子。从后汉到宋代初年，契丹对中原王朝的压力，都不是特别大。只是中原王朝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反击。具体我们讲到宋朝的时候再说，今天余下的时间，说下契丹的制度。
南北面官制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辽太宗耶律德光，各在位二十年，这四十年的时间，把契丹典制的大框架，或者说最基本的承重结构，给搭建起来了。后面的变革，就是各种修修补补。
辽太宗是公元947年去世的，十三年后才有赵匡胤陈桥兵变。也就是说，宋朝建立的时候，面对的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辽王朝了。
首先要说的是辽的南北面官制度。
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时候，就已经大量引用汉人做官，吸纳了不少中原王朝的制度，又设了一个专门管理汉人事务的部门，叫“汉儿司”——“汉儿”这个叫法，当时是含贬义的。契丹人瞧不起中原人，称为“汉儿”；中原人也一样把底层的人称为“汉子”。
太宗耶律德光占有了燕云十六州，这是汉文化非常发达的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是远远超过契丹原有的地区的。管理汉人事务的“汉儿司”，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于是，辽国出现了北面官和南面官的区分。管理契丹各部族事务的，称为北面官，也称为“国制”；管理汉人事务的，称为南面官，也称“汉制”。
之所以这么划分南北，一是因为契丹人的传统生活区，在更北边，汉人聚居的地方，在南面；二是因为契丹人有面朝东方，祭拜太阳的习惯，祭拜的时候以左为尊——你想，坐西面东的时候，左边不就是北边吗？这还是强调契丹人地位更高，汉人比较卑微的意思。
南面官管汉人事务，基本上照搬中原制度，主要是唐朝的制度，后来也学习了一些宋朝的。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契丹事务的所谓北面官，也掺杂了大量的中原制度，并不都是传统的部落习俗。北面官里有宰相、枢密使、宣徽使之类的职务，这都是学习中原的。
还有，北面官内部，又分北、南，比如：北枢密院和南枢密院，北宰相府和南宰相府，北大王院和南大王院……
金庸先生的小说里，丐帮帮主乔峰发现自己其实是契丹人，叫萧峰，到辽国后做了南院大王，这是挺巧妙的情节设置。但是金庸先生以为南院大王是常驻在辽国南京，管理汉人事务的，这个就是把北面官内部的南北区分，和北面官、南面官的区分，给搞混了。
南、北面官的划分，也可以说是一种一国两制，其实这种制度设计并不新鲜，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十六国里不少少数民族政权，也是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务实的政治家，是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同的地方如果民情差别太大，就应该采用不同的制度。
这也不是东方独有的智慧，古罗马鼎盛的时候，一统了环地中海世界，地中海世界分布着许多不同的文明，罗马人一般也不改变各地原来的制度，那真的是“一国N制”了。
“五京”和“四时捺钵”
先说什么是“五京”。
辽国的太祖、太宗的时代，已经有了三个京城：
第一个是上京。公元918年建成的，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更直观地说，是位于大兴安岭南端和燕山山脉北麓的夹缝里。立足上京，向西可以挺进广袤的蒙古草原，向东、向北则可以掌控东北的森林、牧场和平原，南下的话，进取中原也很方便。
第二个位于辽宁省辽阳市的东京。公元929年，灭了渤海国之后建立的，东京的设置，是为了加强对辽河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平原的控制。
辽国第三个京城是南京（今天的北京）。公元938年设置的，因为辽国得了燕云十六州，“燕”就是北京，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也是一个京城。
后来到了公元1007年，辽国又设了第四个京，中京，在今天赤峰市的宁城县，是在原有的三个都城之间，建立了一个枢纽。
再往后到1044年，燕云十六州中的“云”，今天的山西大同，成了辽国的第五个京，西京，这是为了应对西夏的崛起。
这是辽国的五京，五京既是一定区域内的行政首府，又是经济中心、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那么，五京当中到底哪个最重要呢？有意思的是，不少研究辽史的学者认为，五京之中没有任何一京，能够称得上绝对意义上的全国政治中心。
这就要说到“四时捺钵”的制度了。
契丹皇帝在建国以后，依旧保持着游牧民族根据季节不同，不停迁徙，以车马为家的生活方式。皇帝出巡期间，住在哪里，哪里就称为“捺钵”。
因为自然气候等条件，皇帝四时各有捺钵之地。捺钵期间，辽朝中央的北面臣僚都须随从，南面官则只有枢密院和中书省的紧要官员跟随就行了。四时捺钵中，冬天和夏天这两次最重要，最关键的军国大政，都在这时的南北臣僚会议上讨论决定。所以有学者认为，捺钵才是辽朝重大政令决策颁布的政治中心。
一般说来，官僚机器越不发达，最高统治者巡游各地的必要性就越高，成本就越低。秦始皇以前的中国，商朝、周朝的天子，是喜欢出门到处跑的，儒家典籍也把天子出巡的事，当作正面案例记载下来，详细介绍相关礼仪。
而等到官僚机器发展成庞然大物，统治者就最好尽量少出门了。经过战国时官僚制的迅猛发展，秦以后，已经进入了官员、百姓普遍希望皇帝尽量少出门的时代，秦始皇、汉武帝都是爱出巡的皇帝，他俩也都是反面典型。
不过，辽朝皇帝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他统治着大片游牧区，地广人稀的地方，如果仅仅是弄几个官员在某地坐镇，是没有办法有效管理的，所以还是需要皇帝不停地跑“捺钵”。当然，这事也会给契丹的文化自信添砖加瓦，我们的皇帝的作风，比中原的皇帝更符合儒家经典。
总的说来，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相比，崛起于东北的辽国堪称后起之秀，多元性更强，复杂度更高，因此也就更有韧性，更难被摧毁，更有底气和中原王朝长期对抗。
宋朝开局，就要面对这样一个难缠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