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年，明朝嘉靖三十四年，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蹂躏，海滨各省皆悲观惶恐，其中一股五十至七十人的倭寇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之后虽然被歼灭，但是他们杀伤人数据称竟有四千人之多，而南京为本朝陪都，据记载有驻军十二万人，在世界战争时尚也当属罕见，但究竟是为何明朝正规军打不赢区区倭寇海盗呢？
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它的原因，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从国家实力上来讲的话，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个岛国能过严重威胁本朝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繁，法律和秩序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很方便，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还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两百万，但这种假想的逻辑并不适用于现实。
从根本上讲，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明朝军制的大漏洞，明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是由二百万“军户”提供，每户会出一个男丁，代代相传不变，当初设立军户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官兵的来源，又在于保障“民户”不会因为战争动员而受征兵的骚扰。这个制度创立刚开始，它的弊端就随之而来。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分是处于强迫，就算是出于自愿，也常常是基于权宜之计，时过境迁，当初的应诺就不能遵守了。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的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就层出不穷。时隔一百多年，各卫所的土地，不少都为军户抵押和出卖了。加之常年以来除了西北边境，绝大多数地区都相安无事，所以所以，一个卫所的实际兵员数量比编制规定的数量要少得多，在退化最为严重的卫所中，竟然仅有规定编制兵员的百分之二或三。而且这些有限的士兵还常常被军官当作营造和运输的劳工，再不然就是留在军官家中当仆役。
第二、每况愈下的补给制度。和军制每况愈下的情形一样的是补给制度。明朝的军事供应和政事参合为一元，军队的粮饷补给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按道理来说，户部是国家的财政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明朝却是这样奇葩的制度，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但却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合。各个地方政府按照规定的数额把给养直接运送到附近的军事单位，军区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运送的粮食及银两给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小小的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就造成交接过程极其繁杂。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于是供应不能足额完成的情况就有时常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难免有个别单位因为意外的情况而不能足额缴纳；而其它单位又没有补足缺额的义务，即使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多年以后，书面上的规定早已经和现实情况相差甚远了。纵使有局部调整，充其量只能救急一时，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查阅官方的资料，书上都明确无误的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经由中央统筹分配，而实际的执行缺全赖于互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前面已经讲过，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漕粮，它的运输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漕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中征收田赋所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往北京。按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的军士负责运输，运送的士兵叫做运军。全部运军官兵有十二万人，分别驾驶粮船一万两千艘。但是这个庞大的运输队伍却没有一个中央统筹机构来做周密的计划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的运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缆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粮船上的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押品。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更好的方法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寿命为十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高峰年产量为七百艘以上。然而这个所谓的船厂实际是由82个小型船厂拼凑而成，各厂之间各自管理，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虽然有一个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没有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利，自然也就谈不上有效的管理技术分工了。
第三、装备落后、军队战力太弱。军队战力的必备条件是精良的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士兵和优秀的将领。先说一下装备问题，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武器装备上的落后，明朝并不缺乏能工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去了，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军的铠甲只是衬了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的武器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部分制造缴送，质量上欠精良，规格也谈不上标准化，这就造成在实战中的各种不便。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再加上军制问题，造成明朝的野战军的战斗力与农村的民兵相差无几。
第四、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军官的任命多数是以子承父业的方式延续。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需降级继承，从明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准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通过考试及格就可以当武官了。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是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在于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时粗通文字而未设计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创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教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将领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当一个武夫还行，要是真统帅千军万马去作战，那能力还是相差太远，几乎很少人能有运筹帷幄的本领。其实这也是文官集团所希望的结果，武将不行，那文官势力将会很大，将领大多都是一介武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利。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来主持，这也就造成了战争调度混乱复杂。
其实说白了，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它的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的“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被瓦剌俘虏，已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与改革，武备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内保持平安无事就好，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
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实力大涨，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得中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样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机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安全，穷则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
第五、倭寇的成分。蹂躏东南沿海的沿海倭寇不同于普通海盗，海盗大多数是乌合之众，只要抢劫财物的目的达到，就随之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来自日本，其中却有很多中国人，占了绝大多部分，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这些人加入倭寇和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
倭寇的入侵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明朝禁止民间海运经商，虽然有明文规定，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实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一百尺，宽三十尺，船壳厚度达到七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史料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鼎盛时期，每天有大小船只一千二百搜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好像夸大，但是因为利益所在，频繁交易就不在话下了。其贸易区域覆盖整个远东，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方的贸易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的权威成为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个海盗头目声威显赫，和当地的士绅相互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算然尚属萌芽阶段，但任其滋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已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虚弱的一面马上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切知道部下士兵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默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崩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与仓促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的情景之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来日本各地，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作战的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的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导人也可以受到诏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找招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图，唯一的目的就是只在于抢劫财物。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上层缺乏统一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者宿营，倭寇的小头目对下级士兵能施以极其严格的纪律管制，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了他们并非仓促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的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多数缺乏这种能力。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50艘船只，人数多达数千，在他们势力最大时候，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本地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本作为努力，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可能，他们也夺取内河船只和其他商品，有一段记载提到他们曾大批搜集蚕茧并勒令妇女养蚕生丝，这种清康已经和占领军在当地组织生产没有多少差别了。
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主要原因在于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他们能极其娴熟的使用双刀，并且和近旁的伙伴保持密切的队形联系，互为呼应，协同作战。颇为特异的是，他们的指挥信号乃是军官手中的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军官把折扇往上一挥，他们的部下就以刀锋向上，当对方的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他们就突然倒转到锋迎头砍下，这种双刀长度不过五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之内杀伤对方，其他常见的武器还有弓箭和标枪。至于火器，似乎他们并不重视，虽然戚继光说过鸟铳由日本传来，但在记录上看不到倭寇曾有效的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偶尔使用火炮，看来也是在明朝缴获的战利品。
倭寇的基本战术是派遣三十人以下的小部队进入村落，这些小部队的进退必然在呀咪的互相照顾之下，协同信号是令人战栗的海螺声音，这些入侵者善于使用当地向导，并熟练的派遣尖兵和斥候，有层次的展开兵力，并以佯攻、驱使南明在队伍前面等等方式，造成中国官军的扰乱和疑惑，中国官军根本无法兑付这一套战术，即使是其最为高昂的部队，他们的对策也不过是仅凭借血气之勇猛冲敌阵，既无有效的队形，又缺乏侧翼和后续部队的接应，造明朝军队经常遭受失败，南直隶和浙江两省，河流湖泊极多，兵败如山倒，明军溃退时被踩踏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也在败退中被推落水，险些淹死。
除此之外，倭寇在和大部队明军遭遇时，还采取另一种战术，就是先采取坚守以杀明军的锐气，或者制造恐怖气氛使得明军官兵陷入心理上的劣势，然后待机出击。
根据以上种种原因，所以总而言之，这场倭寇与明朝的较量，实际上是以明朝农民来对付强悍的职业化日本军人，这样来来说明朝正规军打不赢倭寇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还好明朝政府有所惊醒，之后又出了一个名将——戚继光，重新训练了一支军队，才消灭明朝沿海倭寇之患，这个话题下次我再深入讲述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