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与《文心雕龙》，是齐、梁时代文艺批评界的重要著作。《文心雕龙》兼论诗文，《诗品》则是专论五言诗而不及文章。书中所提出的重要论点是针对当时的诗风而发，在一些文艺基本问题上有其精辟的看法。
《诗品序》的主要内容，有破有立。属于破的，就是对南朝诗风的批评，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
1
反对声病，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
钟嵘时代，正当沈约提倡声律之说，“永明体”诗风泛滥。
永明体：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的一种诗体，讲究声韵格律和对仗用典，代表诗人有沈约、谢朓、王融。沈约首创“四声八病”之说，对于增加诗歌的艺术形式美，具有积极作用。
钟嵘对此做出了有力的抨击。
他认为“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意思是古时说的诗和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一定要调宫、商、角、徵、羽的五音才能谐和动听。……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
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只要所作的诗读起来韵律谐和、通顺流利，就不必为“四声八病”所拘束。
如果一味追求声律，反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如果只讲究声律的规则，那么作出来的诗也就失去了真正的韵味，成为文理不通的词语堆砌。
如南宋词人杨泽民的《一落索》：尽日登山绕树，禄非尺素。
《花犯》：看嫩脸与花争艳，休夸空觅水。
这些都因为守律，而成为不辞（没有文辞可言）
钟嵘所反对的是那种“伤其真美”的八病等的矫揉造作，而对诗歌的自然的音节美，并不排斥。
2
反对作诗用典，
他以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诗是抒情言志的，只要能传情达意，也不一定要引用典故。
他感叹地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也就是说能够把诗歌写的自然无雕琢的人，是很少见的。
他讽刺那些掉书袋的人为“虽谢天才，且表学问”，虽然称不上是天才，但姑且可以表现自己的学问。
宋代诗人尤其喜欢引用典故，黄庭坚、苏轼等人的诗就被后人诟病为掉书袋。可见凡事要适可而止，当诗中处处是晦涩难懂的典故时，一般读者是很难继续欣赏下去的。
当然，写诗时援古证今，有时也需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有《事类》一篇专门阐明此义。钟嵘对此也不是一概否定，他认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撰：写作，驳、奏：臣子给皇帝的奏疏，烈：功业，资：用）
有关国家大事的文书，应该用许多古事去写作，叙述德行和驳议奏疏等文章，应该尽量称引古人的功业。
无论是反对声病还是用典，总的主张是自然真美，这对廓清弥漫南朝诗坛的云雾，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