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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墙上总是挂着一沓厚厚的日历本，家里人都叫它“日历表”。估计是为了方便固定，厂家生产时已经把日历本与一张硬纸板（硬纸板上印着简单的卡通画）通过一个扁扁的铝条固定在一起，人们只需把硬纸板用铁钉固定在或泥墙或石墙或砖墙上即可。

此时，爸爸还会在铁钉上用细绳子再拴上一个小铁夹子和一半截铅笔。日子每过一天，日历表便翻上一页，用小铁夹子夹住；铅笔是爸爸在日历表上记录全家人已经做过或在未来的某一日待做的大事“备忘录”用的。等到日历翻到最后一页，爸爸会小心翼翼的取下它，换上早已从集市上买的新日历，年年如此，郑重其事，乐此不疲。

取下的旧日历，爸爸会从头到尾的翻一遍，看还有哪些“公务”要处理：诸如借邻居的钱有没还的吗；拢一拢这一年的春季和秋季的收成怎么样，等等 。爸爸识字不多，他记录的“墨宝”，或数字或符号，有的字缺胳膊少腿的，但都一丝不苟；记的大部分内容也只有他自己能够解读，虽然我在小学时已能熟读杨沫的《东方欲晓》和一千以内的加减乘除，他也从来不让我们帮他在日历表上记，他说，你们的学问大，你们写的才是“天书”——看不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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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的日子里，等全家人就着煤油灯吃完晚饭，我们姐弟几个写完了家庭作业，在熄灯前，爸爸会突然想起他和全家人做的“大事”还没记，就会让我们中的一个端起煤油灯，靠近墙上的日历表，由他亲自完成他的“功课”。

日历表上爸爸记录的大部分内容是农事，更确切地说是我家的花费流水账。特别是春秋两季的农忙前后，什么“东湖地里买麦种50斤，xx元；洋槐树地买化肥xx袋，xx元；河西岸地里买菜籽饼xx元......”的播种、收割、打药、施肥之类；也记录我们的学费情况：寒、暑假快开学前几天的日历表，就会记录“老大学费xx,老二学费xx,老三学费xx”；还记录卖小麦xx斤,卖钱xx；卖玉米、大豆xx ；还记着从邻居中借钱多少。我上高中时，是家里花钱最多的时候，每个月底，都要回家拿生活费，父母或借或卖粮，都会在这一天之前给我准备好。如果是借邻居家的，家里一时没有现钱还上，他总会在借钱的当天日历上借谁的，借多少，等赶上个好行情卖完粮、水果等凑够了钱再还给邻居，此时，爸爸总是顺便给邻居多抱几颗白菜、萝卜，他说，好借好还，邻居之间失信是大事，然后轻松的在日历上划掉那笔账。

 日历表上爸爸还会记着亲戚家婚丧嫁娶的时间。

那时亲戚家里有什么喜事，都早早的定了日子，爸爸就会在日历表的将来某一天标注一下，从来不让亲戚告诉第二遍，那时又没有电话，亲戚间全靠两条腿总动。

我母亲不识字，她有几次怕错过了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家里喜事的日子，就问我爸爸是哪一天啦？

父亲就会很自得的回敬她：“我这记得呢，你自己不能看吗？”母亲此时就嗔怒起来，“啧啧，你知道我不识字，再说你写的那些的‘蚂蚁爬’连读大学的女儿和读高中的儿子都看不懂，肯定也就不是字！就好像你多大学问似的！”母亲就会让读初中的妹妹替她翻翻爸爸的“天书”，看看姑姑家的女儿出嫁或者舅舅家儿子添孙子等喝喜酒的日子，是不是印成红字的星期天，（她知道星期天印刷成红色）如果不是，就会遗憾的说：“不在星期天，这几个孩子又没有口福了。”

可能是受爸爸的影响颇深，上学时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工作我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至今仍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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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父母已安享晚年，家庭的琐事和农事的开销、收入已经不需要记了，爸爸在日历表上最想记的就是最近哪个子女和孙子能到他那儿。

有一次，住在外地的姐姐给父母打电话，说下星期天回去看他们。爸爸于是在日历表的那个星期天标注：“老大家的来”还在旁边画了个笑脸符号（我儿子在刚入学时学画的笑脸和哭脸符号，教会了他爷爷）。

那个星期天爸爸早早买好了菜等着，谁知道姐姐一个电话打过去说“有事，等下个星期天再过去”。于是爸爸在日历表上这个周末旁的笑脸符号旁打了一个“X”又画了个哭脸符号，并在下周的星期天又记下：老大家的来，画了个笑脸符号，又画了个“?’”。

当姐姐一家人如期到时，她的女儿顺便翻看姥爷的日历表，当姐姐看到这两次爸爸的记录时，当时就哭了个稀里哗啦，说，再不食言了。

现在爸爸已八十有五，除了有点白内障外，耳不聋，思维敏捷，还能骑三轮车带母亲赶农贸市场，已不怎么在日历表上记东西了，但他每天还是习惯的翻着日历表。父母所剩的日子，正如这渐渐变薄的日历。我们也已经渐渐读懂了爸爸的“天书”，那是他用整个身心乃至生命和爱谱写的家庭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