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站在道士塔前
七年，一个人可以做多少事情呢？
站在莫高窟前，党河已经没有半滴水，我找到了道士塔。这就是一个坟墓，埋葬王圆箓的坟墓。这个被文化学者们扼腕痛恨的猥琐的毫无智识的小农道士躺在里面，承受着万夫所指的责骂。敦煌的天气太干燥，人们的唾沫无法化去道士塔坚硬的泥土，它依然发着白光静立在阳光下。我奇怪地想，如果此时躺在下面的不是王圆箓，而是某位文化学者，敦煌藏经卷还会在中国吗？我为这种奇怪的想法而逗乐了，列开嘴朝道士塔滑稽地一笑。我想，七年，不要说一个道士，即使是一个铠甲裹身的文化战士，也经不住文化沙漠的炙烤。何况，他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寻找过足以承载一个民族文化的小屋，一汪潮湿文化嘴唇的源泉，可它们在哪儿呢？
王圆箓起先不过是想在莫高窟里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佛象。“既然别人造得，我王圆箓也造得。”这大约是王圆箓当时的真实想法。王圆箓从孩童时逃难，到服兵役糊口，其实没有吃过几顿饱饭，敦煌接纳了他，善良和仁慈打动了王圆箓。那时候，即使是宗教也是相互宽容的，王圆箓并没有因为莫高窟是佛教胜地而脱去道袍，他已经有了一点道家知识了，而实在，中国似乎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了。云游多年，饱经沧桑，还是这片佛像使人安宁，姑且在此歇下脚来，做点功德无量的好事吧。他在莫高窟前种了一片白杨，亲挑党河的水浇灌。放眼望去，如今已经参天的白杨树默默荫庇着来此观瞻的游人。
王圆箓建造佛像的决心如同一个老农要建造一座新房子不可动摇，为此他化缘多年，积攒了相当的建造佛像的资金。他找到一个洞窟，开始挖掘，而正是他建造佛像的行动，使他打开了一座穿越时空的历史文化之门。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用他迷惑而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裂开一条缝隙的墙壁，随即用他粗砺的手指一拨……在一份准备上呈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王圆箓自己这样介绍藏经洞的发现：“至（光绪）26年5月26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同工人用锄挖之，掀出佛洞一所。”
惊呆了的王道士马上恢复了平静，他随手抽出两本经卷，上面的文字他无从识认。但王圆箓专注地认为，既然上天让他发现了这堆东西，那这些东西一定是有用的。于是，王道士请来了敦煌本地的文化人，大家同样惊奇万分而不知所措，没有人认识到这批故纸的文化价值，整个敦煌只知道，一扇密室的门被打开了，里面满是经卷书籍。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是经卷书籍，那也是先人的佛教功德物品，应该妥善在原地保存，流失是一种罪孽。
但王圆箓毕竟是游走四方的道士，比起这些被砂砾困守的敦煌人世面要大得多。王道士隐隐觉得这堆物品绝对不是功德件那么简单。夜晚的时候他点亮油灯，重新翻看这些经卷，这时他发现了他看得懂的中文经卷。他大喜过望。王圆箓从中挑出了具有一定书法水准的写经卷，他要为这批东西寻找到一个答案，但他知道，凭他自己的学识，他还无法掂量出这批货色的价值。这时候，王圆箓也许是复杂的，他想，如果是宝贝，那就发财了。或者，如果是宝贝，是否应该尽快捐献给国家呢？我想，王圆箓肯定在两者之间都想过，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道士，学养的贫瘠让他在个人个和国家之间作出过取舍。最终，王圆箓想到了一个人。这个想法让我再次打量了一下这个庸俗的道士，此时我是充满敬意的。
王圆箓想到的这个人，乃肃州兵备使延栋，这也许是王圆箓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官员了。王圆箓不是文化学者，他不能发出文化学者的情感强音，王圆箓太实在，那是一种农民的实在，被肆意贬低的实在。王圆箓想到了延栋之后，就有了农民盖房子样的准备。首先，他从藏经洞中挑选了一批自认为具有一定水准的写经卷，然后骑上毛驴，赶往数百里之外的酒泉。延栋漫不经心地接待了历尽风沙洗礼的王圆箓，这时候的王圆箓还带着许多兴奋，他想，一旦证实这批藏经是宝贝，王圆箓的大名就将写入史册了。然而，他大漠骄阳般的热情被延栋的冷漠浇熄。延栋是一个精通书法的人，他仅仅从书法的角度去看写经卷，认为书法水平不高，不值一提。王圆箓垂头丧气沿原路返回，他的无量公德似乎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半个月艰辛的历程，换来的是冷漠的嘲讽和屁股被驴背摩擦的酸疼。
但王圆箓有如我般小农的偏执，仅凭一人之口就断然怀疑所持之物，办不到！
于是他找到了敦煌县令严泽，为了证明他发现的是一堆宝物，他还从中挑出一件精美的观音菩萨画像送给严泽。但严泽也没有认出这些纸片的价值。王圆箓的毛驴驮着他走过了敦煌县城的大街小巷，许多县城里在王圆箓看来有文化的绅士学者都得到过王圆箓的捐赠，但还是没有人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时的王圆箓似乎对自己的行动产生了怀疑：这样做，或者说折腾，有价值吗？
在自我否定之间，王圆箓并没有停止毛驴的脚步，梗直而艰难地向前迈进。但这个圈子实在太狭窄，王圆箓也没有能力扩大这个圈子，整整两年，他的农民般的固执让他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虽然一无所获。
固执的道士终于在两年之后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丝希望来源于一个叫汪宗瀚的新任县太爷。汪谙熟历史文化，为光绪十六年的进士，他热情地将王圆箓从毛驴背上搀下来，并开始细心地研读王圆箓带来的经卷。汪不愧是进士，他在翻看过程中不断颤抖，他告诉王圆箓，这时一堆了不起的东西，实在太有价值了！然后，他激动地让王圆箓留下这些东西，热情地送走了他。王圆箓出了县衙大门后还仿佛置身海市蜃楼，但一个激灵之后，他想起似乎没有听到汪大人对于这批东西的处理意见，这让他又多了一点失落。但承认已经足够了，两年多，有谁承认过这些是宝贝呢？
滑稽的是，一年之后，汪宗瀚才将这一重大发现书告时为甘肃学政的叶昌炽。但他告诉叶，藏经洞只有几百卷藏经，并且好像已经被瓜分完了。这让同样激动的叶学政感到失望，区区几百卷经卷，哪里值得亲临一趟呢！此时，我想到的是，王圆箓在示宝的时候，似乎怀揣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勾当，他随便对谁，都没有说出藏经的巨大数量。这是不是人们对他责骂的借口呢？也许，官员的麻木更为可恶。但这种可恶，竟然都隐藏在合理的解释中。
王道士第一个拜访的兵备使延栋，在五年之后突然将藏经洞的事向上汇报，甘肃藩台于是下了一纸命令，要将这批东西运到兰州。但路程远、运费巨又一次阻拦了国宝的转移。于是再下一道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保管！
这时候，宝藏的数量已经完全清楚了。但承担守护任务的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道士。王道士疑惑地看了一眼洞窟上简陋的木门，木门上多了一把封闭国宝的锁，他用手拍了拍挂在腰间的钥匙，木呐地走进他的小屋，仰面朝天酣睡起来。这一睡，又是两年，直到一个叫斯坦因的外国人的到来，王道士心中平静的梦才被打碎。
对敦煌来说，这是一个奇怪而安静的七年。王道士已经做得足够多了，最起码他没有泯灭良心去盗卖。他以他渺小的身影与政府接近，无奈他太渺小，渺小到直到今天，他还是人们憎恨和责骂的对象。
二、难以言说蒋师爷
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总领事马继业是一个人才，绝对因该在人事部门任个高官。因为他，斯坦因获得了一个巧取豪夺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仅仅因为马继业向他推荐了一位师爷——蒋孝琬而获得的。现在很难想象没有蒋孝琬，斯坦因的敦煌之行收获能有多大，作为斯坦因的秘书兼翻译，蒋孝琬的敬业程度让所有助手一类的人汗颜，他不仅有能力，有高智商，关键还有一颗灭绝人类种族良知的心。
在获悉敦煌藏有大量宝藏的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帮助下制定了详细的周密的计划，一块肥硕的羊肉已经纳入了饿狼的视野。他们顺利到达的时候，蒋师爷阻止了斯坦因直接找到王圆箓的想法。蒋师爷开始从外围人群了解这个守护着人类文化宝库的道士，他要寻找到一个可以突破的口子。蒋师爷知道，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不能明火执仗地抢，那么，合理合法的获得就得从王圆箓的身上找到下嘴的地方。
蒋师爷首先让斯坦因在当地做一些有益于宗教的事情，让人看起来他更像一个佛教徒或者道教徒。斯坦因第一次见到王圆箓，认为他是“一个孤傲的、终于职守的人。但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斯坦因那时叫司代诺，有着“英国总理教育大臣的”的派司，随便走在中国哪个政府的院子里都会受到尊崇。蒋师爷先前对王圆箓的打探由于进入实质性的进展而卡壳，他们首先想看一眼藏经洞的宝藏。这个要求被王圆箓无情地拒绝。而司代诺昨天还在门口看见仅仅栅栏的防护居然换成了砖墙，这让司代诺沮丧异常。王圆箓明显是防备着他们的。后来他着急地亮出自己英国总理教育大臣的招牌，却被王圆箓视若无物。司代诺这张可以倾倒无数中国官场老爷们的派司此时成为他的耻辱，好像被王圆箓看出是假冒的一样。
蒋师爷说，王圆箓在这里八年，主要做了什么呢？就是修复了一座庙宇。如果我们提出看他修复的庙宇，他肯定会同意。果然，王道士欣然接受，并兴致勃勃地向客人展示他那粗俗不堪的造像。而斯坦因和蒋师爷此时却装出尽可能的热情，心里却无限惋惜那些被王圆箓铲除的年代久远的雕塑。他们对王道士“充满感激”，认为他做了一件“修功积德”的好事。王圆箓被拍得晕乎乎的。
蒋师爷对王道士说，八年如一日修复庙宇，您的功绩足以和玄奘媲美了。对于一个道士来讲，这句话其实是可以一笑而过的，毕竟，自己不是佛门中人。但蒋师爷的并不高妙的马屁切中肯綮，一下子将王圆箓幸福地击倒。王圆箓喜形于色地急急地带着斯坦因和蒋师爷看他的佛家造像：玄奘在一处湍急的河岸上，身边堆满经书，一只巨龟向他游来……借着这个机会，蒋孝琬对王圆箓说，您看能否让我们到您的洞里看看？满脸幸福的王圆箓突然收敛了笑容，但蒋孝琬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游移和不安，这让蒋师爷看到了希望。
几经犹豫之后，蒋师爷在一个晚上终于欣喜地从外面回到斯坦因的帐篷，王圆箓给了他一卷经卷！斯坦因无法识认，但蒋师爷却从这卷经卷中发现了硕大的秘密：这是一张玄奘亲译的汉文佛经，经卷边页上居然还有玄奘的名字！蒋孝琬欣喜若狂，仰天长叹曰：天助我也！随即便拉上斯坦因来到了王圆箓的住处。这位虔诚的道士看到此处也目瞪口呆，立马相信了蒋孝琬声称这是玄奘在天之灵在催促他打开经洞之门的佛谕！
不多时，密室的砖墙被拆除，两个鬼魅般的身影晃了进去。
蒋孝琬接下来要做的，其实并不是仅仅观看这些经卷，他利用王圆箓对于玄奘的迷信，极力说服这些经卷应该回到印度或西方去，以便学者进行研究。在捐赠了一些钱给王圆箓之后，蒋孝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将经卷带回帐篷进行挑选。他一捆一捆地抱回，如此不知疲倦，仿佛一刀一刀扎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心口。而蒋孝琬，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是一名中国人，没有半点良知的质询，文化有时表现出一种彻头彻尾的另类情节，或者说文化在一些人身上居然可以是冷漠的，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我一直在想，蒋孝琬的利益是什么呢？这个知识分子的学养，全然用于恬不知耻的对母亲的偷盗？文化的良知何在？他究竟得到了多大的好处？是什么让他如此卖命？
如果王圆箓是可恨的，蒋孝琬则是可杀的，他是十足的文化汉奸。如果有一种刑法叫文化凌迟，那就让他来做第一人吧！有什么理由去谴责王圆箓呢？！
斯坦因如愿以偿，1908年6月13日晚，在三危山洒满夕阳的余晖里，满载24箱经卷和5箱佛画的车队缓缓离去。车队里，有一个中国人笑靥如花。
三、张大千：王圆箓式的发现
1944年夏，在日本飞机轰鸣和炸弹的脆响声中，山城重庆迎来了一位伟大画家的个人画展。在这个以敦煌壁画为内容的画展上，张大千满面春风。从1941年春到1944年春，整整三年时间，张大千浸泡在敦煌的石窟里，潜心临摹敦煌壁画，达到了醉心忱溺的地步。整个重庆万人空巷，争相观看大师之作。敦煌因为大师的再现而重新唤醒了国人的自豪，这是一场让人振奋的文化呈现，当敦煌文献不在的时候，幸好还有无法搬运的壁画在，幸好还有张大千这样画坛巨匠在。且慢，请仔细看张大千的脸，在欣然享受成就的时候，嘴角却有不易察觉的抽搐。
1941年春天，张大千一家及朋友一行来到了敦煌。其时，沿路的荒凉让锦衣玉食的张大千一家看得惊心动魄，但张大千无疑是优裕的，沿途多绅党迎送，及到敦煌三四里地，虽近子时，敦煌县长却早已带着军政商等几套人马数十之众在路边恭迎。张大千来不及吃饭，就急急地让人领到莫高窟。张大千的手电被他捏出了汗水，他忐忑不安的心情此时还没有着落。但随着木门吱呀打开和一道手电光打在墙壁上，张大千发出了“哎呀“一声惊叹！
张大千选择了敦煌，敦煌成就了张大千！
在看到一洞洞迷人壮丽的图画之后，张大千让自己定居下来，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为莫高窟进行编号，目的为自己一洞洞的临摹作条理上的准备。张大千是有雄心的，他要将这些煌煌巨制临摹成原大的写实件。整整三年时间，他去时的乌丝黑髯变成了银丝霜须，用去私人黄金五千两！而其天纵之才，于临摹中展露无疑。多年后张大千仍然说：石室壁画，犁然荡心。故三载以还，再出嘉峪，日夕以对，慨焉兴怀，不能自已。
是啊，沉浸在远至北魏近达宋元的壁画中，还有什么能让大师更加感怀的呢？这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画，带着各个民族的体征、带着一个个朝代的印记冲撞而来，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又有谁能有这样的机会沉溺三年倾心作画呢！所有这些，张大千都具备了。那就画吧，哪怕画殁于此，也不枉在此徜徉，心悬画魂。
那天，同样起得很早，张大千来到了第20窟。此窟主室为唐代弥勒佛造像，高26米。此时，张大千看着满室的西夏壁画，突然发现下面一处体态丰腴的女人与上层迥异，这分明是唐代仕女啊？怎么会和西夏的壁画混为一谈呢？张大千满腹狐疑地靠近墙壁，仔细一看，不由惊呆了，原来，西夏壁画的下面，居然还有一层唐代的壁画！
这时候，激动代替了理智。仅仅因为对唐代人物的偏爱，张大千的双手开始了破坏性地剥离，那些西夏的壁画成为他手指间的粉尘。这种发现是致命的，以致于他在每一个洞穴临摹的时候，都会寻找他热爱的唐朝。他不无得意地写道：“此窟为唐晋昌郡太守乐庭環所建功德窟，至宋时重修。故今壁画，俱为宋人手笔。清同治时，敦煌有白彦虎之乱，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夹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然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内层有唐咸通七年题字，犹是第二层壁……”
张大千没有文化生态的保护意识吗？这个设问完全可以否定。其实，蒋师爷的看法是对的，人性都有弱点，张大千对于唐画的溺爱与王圆箓对于玄奘的溺爱没有本质的区别！当勒柯克蛮力使用现代工具对新疆原始壁画进行整块切割的时候，我们破口大骂这样的强盗行径。而张大千在用双手剥离的时候，那一幅幅精美的历史民俗图画，眼睁睁化为乌有，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予以制止？一个民族的精神孱弱有时并不仅仅体现在外族的入侵上，他还体现在我们民族自身的病体中，这才是我们应该反思并吸取教训的。
我并不懂画。在莫高窟游览的时候，我看见那些表情木然的学者在洞里研究，其实他们是悲愤的。如果手里握有敦煌的经卷，能在那些存储历史情绪的温热的纸片里找到答案，我们为什么还对着墙壁发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