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就有刘邦和项羽的比较，最终是刘邦创建了汉。刘邦之后，汉朝的每轮皇帝基本是很好的政治家，即使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刘献帝，也不是个孬种。所以，看博物馆，还是不把自己陷入看坟墓为好。对于本书，回归初心，老老实实摘录，充实自己的常识——解忧债务侠
一、何以为汉
雄极一时的秦王朝仅仅存在了 15 年，便在陈胜、吴广点燃的反秦烈火中灰飞烟灭了。正像秦王嬴政以关中为根据地消灭六国统一全国一样，被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也以陕西的汉中和关中为根据地，消灭了项羽，建立了以长安为都城的新王朝——汉朝。刘邦将自己建立的王朝，取名汉朝，一方面，有纪念发迹之地汉中之义；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是取古“汉”字壮阔、浩大之义。当然，后来人们称汉朝为“大汉王朝”，更多的乃是因为汉朝国势强大、声威远播。因为有了汉王朝，汉语中才出现了汉人、汉族、汉语、汉字、汉学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刻文化含义的语汇。也可以说，凡是与“汉”有关的事物，都来源于汉水、汉中、汉王朝。
二、帝都长安
1.定都长安
前 202 年，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在短暂定都洛阳后，随即采纳谋士张良和娄敬的建议，西迁关中，在原秦长乐宫的基础上开始兴建长安城，这是继西周、秦之后，第三个定都西安的古代王朝。
秦末汉初，长安只是秦都咸阳的一个乡聚，因是秦始皇嬴政的兄弟成峤长安君的封地，故被称为“长安”。但是经过汉高祖之后近百年的营建，到汉武帝时，长安已经变成了一座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宫室林立、设施齐全、繁荣开放的国际大都会，它与同时期西方的罗马城遥相呼应，分别成为东西方灿烂文明和伟大时代的代表。
2.汉长安规模
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可知，长安城周长 25 千米，面积36 平方千米，有 160 条巷子，9 个商业区。城内共有 8 条宽 45米以上的大街，四周围绕着高大的城墙，残墙至今仍高出地面 4~6 米，最高达 8 米之多，如一条巨龙般延伸在今西安市的西北方。长安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都会，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的面积是号称“世界之都”的罗马城的三倍多！人口达 50 万左右。它除了是西汉王朝 200 余年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后来还做过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以及唐的首都，总计有近 800 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和使用年限最久的都城。
3.宫殿
长安城是以宫殿为中心而营建的，体现帝王崇高地位和为帝王服务的大型宫殿群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与西方古代罗马城为炫耀国力和满足市民需求而建造各种大型公共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长乐宫、未央宫、桂宫、明光宫、建章宫等是长安城最著名的宫殿，它们之间由飞架在空中的飞阁复道相连，不仅便利交通，而且壮观无比。特别是建于汉武帝时的建章宫，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其宫阙上还装有能随风转动的大型铜铸凤凰，“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它们应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计与风向标，除具有装饰作用外，还兼有气象研究的功用。
4.城郊离宫别苑
为了满足帝王的享乐需求，汉长安城郊外还兴建了众多离宫别苑。其间广布山川林泽，蓄养大量珍禽异兽，栽种各种名花异木。最著名的是位于长安城南的上林苑。据记载，上林苑“方三百四十里”，地跨长安、咸阳、周至、鄠邑、蓝田五市、县（区）境，南部由今蓝田的焦岱镇（鼎湖宫）开始，向西经长安的曲江池（宜春宫）、樊川（御宿宫），沿终南山北麓西至周至（五柞宫）；北部从兴平的渭河北岸（黄山宫），沿渭河之滨向东。有灞、浐、泾、渭、沣、镐、涝、潏八水出入其中。其间共有三十六苑、十二宫、二十五观、十个池沼。它不仅是中国最早、最大的自然动植物园，而且也是古代皇家苑囿的最高典范。风气所及，后世都用“上林苑”作为皇家园林的代名词。建章宫中的太液池风景奇佳，波光鳞影与夹岸花草交相辉映，池边安放石鲸，“长三丈，以象北海”，这石鲸的一段已经出土，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5.汉长安的城市建设
汉长安城的建设，继承了秦人因地制宜、法天象地的规划思想，其城市布局对汉以后的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近年发现的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南北超长建筑基线，南起秦岭子午谷、北至三原天齐祠遗址，总长度达 74 千米，表明当时已初步具备了建立大面积地理坐标的能力，并体现了“法天”——法自然的人文规划思想。在城市建设方面，长安城的下水系统也继承了秦代的城市建设方法，采用陶质地下管道和明渠相结合的方式。地下管道分主管道和支管道两种，主管道为五边形，支管道为圆形，如网络般埋于地下，会合在北厨城门附近，将污水导入渭河。这种下水管道网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非常先进的。
6.全国的商业中心
长安作为西汉王朝的国都，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据《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所谓“九市”，实际上是指位于长安城内西北隅的东市和西市。这两大市场在雍门以东，雍门大街以北，横门以南，并以横门大街为界，街西设有六市，合称“西市”；街东设有三市，合称“东市”。经考古发掘，东、西两市遗址的面积分别为 0.526 平方千米和0.2457 平方千米，位于城内西北部，长乐宫、未央宫、明光宫等构成的宫殿区位于城的南部和中部。这种宫殿在前（南）、市场在后（北）的城市布局规划，与《周礼·考工记》所说的“面朝后市”完全相同。城外市场包括位于城南的槐市、城西的柳市、城北的直市、交门市和交道亭市等。对于长安九市的经营情况，班固在《西都赋》中曾有描述：“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填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其商业的繁华，于此尽现。
7.外交
随着汉王朝声势的日渐扩大，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会的地位日益明显，尤其是张骞通西域后，中亚地区各国纷纷派使节前来长安，汉王朝的使节和商人也络绎不绝地奔赴各国。此外，汉王朝还与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印度、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近年来在西安、咸阳等地出土了不少胡人形象的陶俑和外来物品，既充分说明了汉代对外交往的发达，又有力证明了长安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
8.教育
长安还是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太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人数最多时达 3000 余人。它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汉代文化教育和学术的蓬勃发展。一些当时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通过选派弟子到长安学习，回去后再办学校从事教育，使当地文化迅速达到先进水平。王莽时期，仿照西周制度修建了“明堂”和“辟雍”，作为太学的附属设施。如今，它们的遗址已在西安西郊发现，成为汉代文化教育事业辉煌的印证。长安还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石渠阁与天禄阁，其遗址就在未央宫前殿遗址附近。在石渠阁与天禄阁里，刘歆父子开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之先河，通过对国家藏书进行大规模的分类整理而编著的《别录》《七略》，在中国图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文学和科技
由于长安具有浓厚的学术空气，许多大文学家、科学家都长期在这里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如陕西韩城人司马迁就是在长安写成了他的不朽名作《史记》，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著名诗、赋也多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在这里，还不断涌现出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在前 1 世纪，当不少国家或民族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时候，中国西汉的科学家已经写出了著名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在世界数学史上首先提出了正负数概念以及开平方、开立方和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其中有关方程组解法的记载，比印度早 400 多年，比欧洲早 1300 多年。在天文学上，《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中大量的天象观测记录为世人所推崇。世界最早的新星、超新星、太阳黑子记录就记载于《汉书·天文志》，详尽的日、月食记录也始自西汉。汉武帝时落下闳发明的浑天仪比西方发明此类仪器要早得多。特别是 1955 年在西安东郊灞桥的一座西汉墓葬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它比传统的蔡伦造纸说要早两个多世纪。
需要说明的是，蔡伦虽然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但他在陕西生活期间对造纸术改进的贡献却是不能被抹杀的。蔡伦就因为这卓著功绩被封为龙亭侯，他的封地就在陕南洋县。此外，以《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和桑钦的《水经》为代表的地理学，赵过、范胜之发明的代田法和区田法等农业生产技术和三脚耧等农业机械，在当时均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长安被称为全国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是当之无愧的。
三、第一盛世
伴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陕西又重新走向了中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西汉王朝不但完成了秦始皇的未竟事业，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真正的大一统国家，而且还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中国也第一次以一个强盛国家的姿态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1.文景之治
《汉书·景帝纪》有“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颂词，意为周代最值得称赞的是成王、康王时期，而汉代最应该歌颂的是文帝、景帝时期。在这里出现了中国古代两大“治世”之说。虽然这两大“治世”都出现在陕西，但关于“成康之治”，史书上只保留了一句“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的简单记载，相比之下，汉代的“文景之治”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翔实资料和丰富考古实物可证的“治世”，而且它也为后世的“治世”立下了许多标准。
汉文帝在位时间为前 179—前 157 年，其子汉景帝在位时间为前 156—前 141 年。父子二人相继在位，共计不足 40 年，却扭转了汉初以来经济破败、民生凋敝的局面，代之以“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安定与繁荣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1)治国方略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统治者制定一条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治国方略。汉初，统治者总结秦王朝以法家理论为指导思想、多欲暴政二世而亡的教训，顺应社会希望和平安宁的要求，及时调整统治方略，采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先秦老子政治学说的总原则。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鱼，最忌不停翻动，治理国家就像烹小鱼，应以不扰民为上。如果各项政策朝令夕改，百姓就无所适从，国家就动乱不安；如果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就会收到富国强兵的效果。文景时期实行的轻徭薄赋、废除苛刑、减轻刑罚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这一指导思想在实际政治中的运用。“无为而治”思想特别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这一点既表现在“与民休息”政策的长期实行，更具体地表现在官吏任免上。
2)官吏任免
文景时期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非常慎重，不主张或不实行频繁的调动。有的官员因为长期在一地做官，子孙都在那里长大，以致把他的姓氏都改换成了官名，即史书所称“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如仓氏、库氏、庾氏，这都是汉代文景时期那些担任仓库管理的官员，根据自己的职务，把自己的姓氏改变了的实例。汉初 70 余年，生产持续发展，最终出现文景之治，政策的长期稳定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节俭克制
文景之治的出现，与文、景二帝的个人品德也有相当的关系。应该说，汉初的统治者对自身的权力都有清醒的认识，并能做到自我约束。如汉初刘邦批评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相当于十个一般家庭的财产，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汉景帝虽然在即位的第三年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营建时间长达 26 年，但与汉代其他帝陵动辄陪葬大量华丽富贵的各种奢侈品不同，阳陵陪葬坑中虽然也有少量豪奢富贵的陪葬品，但总体氛围是非常俭朴的，陪葬品的主体是代表一般社会财富的家畜家禽、粮食等，动物模型中马、牛、羊、猪、狗、鸡六畜俱全。这既证明了景帝的节俭绝非空言，同时也显示出当时“文景之治”极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广泛积累基本社会财富的时代风貌以及农业经济繁荣的现实。对此《史记·平准书》中有着极为生动的记载：“至今上（指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最全面的描述。
2.汉武盛世
1)制度变革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以“雄才大略”闻名后世。但若仔细考察汉代及中国历史，在古代众多皇帝中，汉武帝其实是最有可能成为一位平庸皇帝的。因为他即位时，经过他的祖父和父亲文帝、景帝两代 40 年左右的励精图治，当时经济已相当繁荣，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太平安定、政通人和的局面。作为 16岁就当皇帝的少年天子，他完全可以坐享祖父与父亲创建的太平江山。人们常说，穷则思变，但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大多数执政者都会选择“守业”，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毁了现有成绩而留下一世骂名。但汉武帝并没有这样。他在接收祖父和父亲丰厚家业的时候，也看清了他们留给自己的隐忧，那就是国家对内的控制能力较弱，地方豪强横行，达官贵人奢侈无度；在对外发展方面也呈现弱势，尤其是经常受到匈奴的侵扰凌辱。对此，他决心用变革的办法加以解决，为后代留下一个太平的基业。为此，汉武帝在位期间实行了独尊儒术、推恩令、盐铁官、阿党法等一系列制度变更以及对外开疆拓土，将汉王朝由繁荣推向了鼎盛，把中华帝国第一次带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的豪言壮语表明，汉武帝既与他的祖父以及父亲一样，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更有着比他的祖辈、父辈更强的进取精神。汉武帝主动变更制度、推行改革既造就了汉武的辉煌和汉代的盛世，同时也为后世开创了长期沿用的治国制度。如他尊崇的儒术，不但被他以后的汉代统治者尊为统治思想，也被后来 2000 余年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以及中国人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
2)开疆拓土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撑，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朝初年的求和政策，开始主动出击。他派卫青、霍去病数次征伐匈奴，最终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北方的边患问题，促进了黄河河套地区和河西郡的开发，为西汉宣帝以后半个多世纪北部边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扩大了汉朝在西北方的版图。其实，汉武帝的开疆拓土不仅是北伐匈奴，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也同时进行。对东方，攻打朝鲜，消灭了朝鲜的卫氏王朝，在其地设置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个郡，进行直接管理。在东南，消灭了东瓯、闽越、南越，在其地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日南等九个郡，使今天的东南和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在西南，彻底消灭了夜郎、南越政权，先后建立了犍为郡、柯郡、益州郡、越隽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等七郡。从此，西南地区归入西汉版图。对西方，为了打击匈奴，除了正面派重兵进攻外，还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与乌孙等夹击匈奴，虽然两次出使都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但汉王朝却由此与西域等国建立正式的交往关系，正式开通了影响世界文明发展的丝绸之路。此外，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及革除时弊，他在经济政策上的许多创新，如统一铸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富国裕民的善政。
三、皇家陵阙
在“事死如事生”的汉代，陵墓作为人死后在另一世界的永久栖居之处而受到特别重视。汉朝规定，从新皇帝即位的第二年起，国家每年要拿出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建设帝陵。国家对帝陵建设如此重视、投入如此之高，所以一个时代的帝陵就凝聚着举国上下的财力、物力、科技和情感理念，也最能体现当时的整体经济水平、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
1.11座西汉帝王陵
陕西关中的西汉帝王陵墓共有 11 座，除汉文帝霸陵、汉宣帝杜陵建于长安城东南郊外，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平帝康陵共 9 座帝陵均建于长安城西北郊、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它们在黄土原上自东向西横亘百里，基本形成一条直线，陵丘累累，历历在目，被称为“中国的帝王谷”和“金字塔”。
2.五陵邑
在咸阳原上的九座陵墓中，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个陵还设有中央直辖的县邑，合称五陵邑，咸阳原也被称为五陵原。五座陵邑的住户主要是从全国各地迁来的天下富豪或有地位的人。因为五陵邑多官宦富户，且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所以其子弟往往游手好闲、滋事生非，以后成语“五陵少年”就由此而生，作为纨绔子弟的代称。当然，这里也集中了不少著名的学者，又使这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文地理区域，无论是对我国古代哲学、史学，还是文学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一家居住安陵邑，大史学家司马迁、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以及大儒董仲舒曾迁居茂陵，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梁鸿、孟光就是平陵邑人氏。
3.西汉帝陵形制
西汉帝陵的形制有两类：一类是因山为陵，墓室开凿于山崖中，不另起坟丘，如霸陵。另一类是封土为陵，都筑有高大的覆斗形夯土坟丘，一般底部约 150 ～ 170 米见方，高 20 ～ 30 余米，如其他十陵。陵园以巨大的坟丘为中心营建，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四周有夯土围墙，每边墙的正中设门，称为司马门，司马门的两旁建有门阙。帝陵坐西向东，东门称东司马门，门前有向东延伸的大道，称为司马道。每座帝陵旁都有祔葬的皇后陵。西汉实行帝后合葬，但同茔不同穴，即葬于同一墓地，又各有陵园、陵冢，坟丘亦较帝陵为小。皇后陵多位于帝陵之东，也有少数后陵位于帝陵西、南。陵园之旁建寝殿、便殿和庙一类的建筑。帝陵之东，沿司马道两侧，又有为数众多的皇亲国戚、功臣元勋的陪葬墓。汉代帝陵形制奠定了中国古代皇帝陵墓制度的基础，对后世的帝陵制度有很大影响。
4.茂陵
茂陵是咸阳原上九座帝陵中最高最大的一座。其封土今实测高 46.5 米，底边长约 240 米，折合土方 100 多万立方米，陵园周围筑有边长 400 米、墙基宽 5.8 米的方形城垣，东、西、北门遗址至今可见。为修陵、护陵以及繁荣陵区生活而设置茂陵县，迁徙来的人口多达 27 万，为西汉“五陵邑”之冠，其繁华甲于天下，甚至长安城中的达官显贵也以能迁居茂陵为荣。茂陵不但规模大，而且随葬品特别丰富。1981 年，茂陵东侧出土鎏金铜马、鎏金竹节熏炉等珍贵文物 200 余件，其富丽奢华堪与秦始皇陵出土文物相匹。
5.卫青、霍去病墓
茂陵附近还有十多座陪葬墓，均无地面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有汉帝国杰出的军事将领卫青、霍去病的墓，由于他们抗御匈奴的伟大功绩，所以将他们的墓分别堆成山形，象征阴山和祁连山，以纪念他们所取得的阴山大捷和祁连山大捷。尤其是霍去病，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有象征祁连山的墓冢以及墓前石刻，更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绝响。
6.汉阳陵
汉阳陵位于西安以北大约 20 多千米渭河北岸的二级台塬地上，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在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群中，它雄居最东。这里地势高亢，泾河蜿蜒于北，渭水奔腾于南，两河在陵东不远处交汇，阳陵居两水之间，形成一种挟双龙而东向的气势和“泾渭分明”的独特景观。在苍凉厚重的黄土台地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雄浑、壮阔与沧桑。
汉阳陵占地大约 20 平方千米，主要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几部分组成。帝陵坐西朝东，封土高约 31 米。宽约 110 米的司马道平坦如砥，向东延伸3500 米，直达五陵邑之一的阳陵陵邑。而司马道东部两侧又密密麻麻排列着汉代不同时期王侯将相和文武百官的陪葬墓近万座。在帝陵陵园四周分布有后陵、南北从葬坑以及不同的建筑基址。帝陵陵园南门阙是目前发掘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三出阙遗址，对于门阙的起源、发展，门阙制度的形成、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等均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在遗址上建有复原的汉代阙楼。已探明的 190 多个各类从葬坑内，埋藏品也极为丰富，或为披坚执锐、英姿勃勃的武士俑，或为宽衣博带、秀姿绰约的仕女俑，或为身遭斧钺、神情诡秘的宦官俑，或为成群成组、栩栩如生的猪、马、牛、羊、狗、鸡等动物陶塑，或为品类繁多的各种生活器具和兵器，总数达 10 余万件。其中以陶人俑和各种动物俑最为有名。人俑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 60 厘米高，赤身裸体且没有双臂。据研究，这些陶俑在刚刚完工时都身着各色美丽的服饰，胳膊为木制，插入陶俑胳膊上的圆孔，以便可以灵活转动，但经过千年的风霜之后，衣服与木胳膊都已腐朽，因此只剩下了裸露而残缺的身躯。兵马俑的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女子，大多面目清秀，身材匀称，但也有一些颧骨突起，面貌奇异，可能是当时的异民族兵员。比起秦始皇兵马俑的肃穆与刚烈，阳陵汉俑显得平和而从容，正反映了“文景之治”时期安定的社会氛围。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首脍炙人口的《忆秦娥》相传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游览秦汉旧迹，面对西汉帝王陵，触景生情所发出的一段感慨。面对“西风残照”中的“汉家陵阙”，李白及其词中的主人公的感觉当然是凄冷清苦。今天，由于有考古发掘提供的众多精美文物以及由文物所还原的汉代社会，同样是“汉家陵阙”，我们感受到的当然是汉代社会的繁荣强大和汉代艺术的雄浑博大。
四、凿空西域
西汉时期，中国的古代文明发展到了它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他在给予周边各族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急切希望与更为遥远的其他文明进行接触和交流。而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只能通过西北内陆（当时称为西域）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但不幸的是，当时这一地区却被汉王朝的北方敌人匈奴所控制。要实现与其他文明的接触，首先必须打败匈奴。
1.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于前 138 年和前 119 年先后两次派遣陕西城固人张骞出使西域，意在联合与匈奴有矛盾的大月氏与乌孙两个民族共同攻打匈奴，虽然均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因此与西域各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了解了大量有关西域等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风俗等方面的情况，对随后汉王朝单独对匈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对匈战争的胜利，又在客观上扫清了中西交通的一大障碍，正式沟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此举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被称为“凿空”（即探险、冒险）。
2.丝绸之路
汉代丝绸之路，始自汉都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至塔里木盆地分为两道：一条沿盆地北部边缘，另一条沿盆地的南部边缘，绕过盆地，然后西逾帕米尔高原，穿过中亚、西亚的撒马尔罕和梅尔夫，再绕过里海南端，至位于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亚，由此继续西进至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罗马边境。
丝绸之路开通后的近 2000 年，人们对连接东西方的这条交通大道并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东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出发点都在长安，而且长安当时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既是本国各种人员出使国外的主要起点或出发地、来华代表团的终点和目的地，也是进出口商品以及输入和输出文化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因此，长安毫无疑问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除张骞之外，还有一位陕西人也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他就是东汉的班超。班超，右扶风安陵（今咸阳）人，著名史学家班固之弟。东汉初年，由于北匈奴的侵扰，丝绸之路曾一度中断。为此，四十一岁的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率“吏士三十六人”，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无畏气概和果敢机智，慑服西域，并将北匈奴赶出西域，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班超在西域期间，还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虽未到达目的地大秦，他却是第一个走到波斯湾头的中国人，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录。同西汉政府一样，东汉政府为了表彰班超的卓绝贡献，封他为“定远侯”，其封地就在陕西镇巴县。一个“博望”，一个“定远”，两位铮铮铁骨的陕西血性男儿，两位汉文化哺育出来的英雄人物，以同样的英雄壮举，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影响世界 2000 年的重大历史命题——“丝绸之路”是怎样贯通的！
除了由今天甘肃、新疆向西的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经四川、云南至印度，再转而西向大秦的古道路——西南丝绸之路（永昌路）。这条道路至迟在西汉时就已经开通。它的开通也与张骞有关。张骞在大夏时，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邛竹杖等特产，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印度到大夏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来后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并劝汉武帝开西南夷道。其开通过程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述。其中还记载了汉初通此道时与偏处西南的小国滇国以及夜郎国交往的一段故事：“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由此产生了讽喻妄自尊大的成语典故——夜郎自大。
从汉代开始，中国人还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