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连续10余年的犯罪率下降，引起国际犯罪学界的重视。据悉，全美1990-2000年的谋杀案下降了55%（其中纽约下降71%），抢劫案下降了43%（其中纽约下降65%），入室盗窃案下降了41%（其中纽约下降67%），机动车盗窃案下降了55%（其中纽约下降73%）。
高犯罪率一直困扰着美国以及各国政府，美国各大州犯罪率的大幅下降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研究。相关部门和人员也争相邀功，警察说是因为他们的破案效率提升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的结果，议会说是因为新的法规起到了作用，政治家和社会学家都从不同层面分析和总结，也得出了一些看似很有道理的结论，但都不具备充分说服力，因为法律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坚决强硬，为什么偏偏从1990年开始犯罪率突然显著下滑。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发现了背后真正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美国在17年前通过了允许堕胎法案。
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做出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推翻了46个州的反堕胎法，确定了“三阶段标准”：肯定了妊娠第一期（First trimester，妊娠头3个月）妇女作决定的自主权；在妊娠第二期（Second trimester，妊娠中3个月），为了妇女的健康，各州可以限制堕胎，但不能禁止堕胎；在妊娠第三期（Third trimester，妊娠后3个月），除非母体有生命危险，为了保护胎儿，各州可以立法限制或禁止堕胎。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州都容许第三期堕胎。自从该案判决以来，美国第三期堕胎的数目已达数十万之多。
正是这一法案发挥了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美国是一个相对性开放的国度，意外怀孕和未婚先孕成为高频事件，但是因为法律不允许堕胎，所以一旦怀上了就得生下来，而这些孩子大多是单亲家庭甚至被遗弃，逐渐成长为犯罪的主力军。而1973年反堕胎法案被推翻之后，到1990年正好17年的空窗期，这个阶段由于后援部队的出生，到了1990年犯罪率下降就成为必然。
这个故事至少给我们两个启发，第一，决策最重要的不是出发点和眼前的利益，而应该多考虑长远的影响，就比如“反堕胎法案”颁布的出发点主要出于人道主义和人口保护，但忽略了孩子出生后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而导致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巨大；第二，对于一件事的认知，我们需要扒开表象寻求往往被我们忽略的真相。
就拿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说，某公司因为业务需要计划开发一款APP应用，他得到了三个报价12万、15万、20万，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当下利益的诱惑，许多人都会选择最便宜的，即使他知道背后的服务水平与产品质量可能出入很大，这里面隐藏着两种博弈，第一种是不确定风险和既定利益的博弈，就是选哪个都可能出现风险，但选最便宜的至少能立马获得好处，结果当然是既定利益胜出；第二种博弈是小风险与大风险博弈，就是说如果选12万的选错了，出现风险最多损失12万，而要是选20万的选错了就要损失20万，结果当然是小风险胜出。但事实是，不是风险不确定，而是主观意识自慰性判定，就是为了给自己贪便宜找借口，我们会假设便宜有好货和贵的不一定好等理由来说服务自己，而这些理由确实也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就会心安理得满心欢喜地做出往往错误的选择。
但了解真相和行情的人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丝毫不假，这也就是真正做买卖做企业的人痛恨恶性价格竞争的原因，所谓劣币逐良的原理放逐市场也奏效，也是我们许多产品和服务标准越来越低的原因，也是次品假货横行逼死正品的原因以APP开发为例是因为善济会接触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客户最终又回过头来找我们说，之前图便宜结果做的东西一塌糊涂，甚至还有开发团队收了首付款就跑了找不到人的情况。
最后想说的是，选择不仅决定了当下，还影响着未来，主导着世界的方向。如果可以，给自己和世界一个更有品质更加美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