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我再也没能找到那双红色高跟鞋。许是某次搬家时的仓促，又或是某回整理旧物时心一横的绝断舍弃。
如今满街望去，人潮涌过，脚下尽是各式运动鞋——步履轻快，安稳妥帖，像是整个时代都约好了要轻装前行。而那曾让我挺直脊梁、也曾让我狠狠跌倒的清脆“笃笃”声，也就这样彻底湮没在过往的尘埃里。
对美的所有想象，始于我五岁那年，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从包里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双红色小皮鞋。那红，是鲜亮亮、正正经经的红，皮面光亮，映出我欢喜得发红的小脸蛋。
我是大院里第一个穿上皮鞋的女孩，在水泥地上踩出“嗒嗒”的声响，觉得自己成了画册里走出的公主，成天鞋不离脚，只有我睡觉的时候它才和我分离那么一小段时间。直到脚趾在鞋里蜷得生疼，才同意母亲将它拭净，传给妹妹。
那一团跳跃的红色，从此深深藏在记忆中了。
多年后，我几乎复刻了记忆中的那抹红——托人从上海捎来的红色高跟鞋，有着纤细却足够骄傲的鞋跟。初次穿上时，心里“啊”地轻呼一声。在宿舍窄小的空地上试步，高挑的身材更加挺拔傲人了。那抹红走在街上，赢得不少回头的目光。
那时太年轻，满心以为这美丽适用于所有想要闪光的时刻，包括——那庄严肃穆的审判台。
那年我刚穿上警服，蓝色的裙子、白色的上衣，红帽徽与红领章衬得人格外精神。
有一次出任务前，对着镜子左看右看，总觉得配发的解放鞋灰扑扑、笨拙拙的，拖累了一身精气神。几乎不假思索，我踢开它，换上了我的红高跟鞋。
看守所的水泥地，法庭空旷的走廊，鞋跟叩击出清越又孤寂的声响。我会然沉浸在满满的自信里，未觉不妥。
直到将犯人押上审判台，自己穿着笔挺警服、蹬着红鞋肃立其后时，心中升起一丝隐秘的骄傲——我高出他们一截。
忽然，领导的声音穿透肃静，叫了我的全名。
我本能挺胸应“到”，心里漾起一丝被注意的得意。然而迎上的是主席台上黑沉如墨的脸色。他的目光像两枚钉子，将我牢牢钉在那双红得刺眼的鞋上。
“这里是审判台，不是走秀台。”
一句话，冰水般泼下来。周身的血液轰然涌上脸颊，耳中嗡嗡作响。所有的庄严与自得碎了一地。我踉跄着冲下台，在众目睽睽下脱掉那双灼脚的红鞋，赤足拎着它，逃也似的离开。
换回旧解放鞋再赶回时，审判已在进行。我躲缩在台下最不起眼的角落，再不敢抬头。只觉得四面八方视线交织成网，牢牢缚住一个尚不明“规矩”的年轻人。
那远不止是一次着装的失误，而是对某种无形秩序的公然僭越。它以最迅疾而痛楚的方式教会我：有些舞台，容不得异色；有些角色，必须消融于统一的底色之中。
自那以后，我收起了所有关于“美”的念想。在基层工作的八年里，我的夏天只有两套换洗衣裳：棉绸的黑、蓝裤子，配或绿或紫的、绝不出挑的T恤。它们吸汗、耐磨、易于劳作，与土地和汗水亲近，唯独与“美”疏远。我安心地融入了那片朴素的背景，再没有“不对劲”，也再不会有人为我脸色一沉。
只是，心底那簇关于美的火苗从未真正熄灭。它会在路过商场橱窗时幽幽一闪，让我想起更早的年月——母亲带我去裁缝铺做的那条淡绿色碎花连衣裙。柔软的布料贴着肌肤，裙摆随着步伐漾开生涩而欢欣的弧度，配着高跟鞋走在街上，收获的是另一种羡慕的眼光。
如今我时常想起，审判台上满脸涨红的年轻女警，与更早时身着绿裙怯然张望世界的姑娘，是否真是同一个人？那双不知所终的红色高跟鞋所带走的，是一段不合时宜的张扬。
满街步履安稳，向前流淌。我那清脆的“笃笃”声，只在极静的时刻，才从心底传来一丝几乎听不见的回响。
最终，我们都穿上了合时宜的鞋，走得平稳。却始终不敢忘记，自己也曾莽撞地选择过一种不一样的、可能会崴脚的步伐。而今的每一步，都仍踩着往事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