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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巴士底狱：高墙的倒塌，枷锁的转移
巴黎的七月，阳光慷慨得有些不真实。我站在巴士底广场的中央，头顶是那根高耸的七月柱，金色的自由神像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根巨大的针，把天和地缝在一起。
地铁从脚下轰隆隆地驶过，咖啡馆里的音乐飘出来，与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混在一起，孩子们的欢笑声像碎银子一样洒落在石板地上。这个广场是活的，是喧闹的，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游客们在这里拍照，情侣们在长椅上接吻，鸽子在追逐着面包屑，一切都那么安详、那么正常、那么理所当然。
我低头看脚下。石板路的缝隙里长着几株野草，被行人的脚步踩得东倒西歪，但还活着。
遥想两百多年前的某一天，这里曾经血流成河，尸体横陈，愤怒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冲向一座巨大的石头堡垒。那座堡垒有三十米厚的墙，八座二十四米高的塔楼，一道二十米宽的护城河。
它矗立在这里四百多年，像一头蹲伏在巴黎东部的黑色巨兽，将巨大的阴影投在圣安托万区的贫民窟上。每一个住在那片阴影里的穷人，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它——不是在远处，就在家门口。它不是遥远的国家机器，不是抽象的权力的象征，它就是邻居，是一个每天都能看到的、实实在在的压迫者。
然后，1789年7月14日，它被攻陷了。九百个普通人——面包师、木匠、鞋匠、搬运工、失业的学徒——用简陋的武器，向这座不可一世的堡垒发起了冲击。他们不是职业军人，不是革命家，不是任何“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是受够了。
受够了吃不饱，受够了被欺压，受够了那个“只要国王签个字，你就能被扔进去，不用审判，不用理由”的恐怖。他们想要的是火药——因为前一天他们从荣军院抢了三万多支火枪，没有火药，枪就是烧火棍。但他们冲进去之后，发现了一件让他们愤怒到失控的事情。
监狱里，只关了七个人。
四个伪造犯，两个精神病患者，一个因为通奸被妻子起诉的贵族。没有政治犯，没有“专制暴政的受害者”，没有被国王迫害的“烈士”。
那座被全巴黎人视为压迫象征的堡垒，在它被攻陷的那一天，几乎已经空了。几天前，因为旧制度的摇摇欲坠，大部分犯人已经被释放或转移。民众冲进去的，是一座空荡荡的监狱。
这个事实，被后来的革命宣传家们巧妙地“改编”了。他们告诉民众：巴士底狱里关押着无数无辜者，是我们攻破了牢门，解放了那些被暴君迫害的兄弟姐妹。于是，攻占巴士底狱从一个获取火药的战术行动，被转化成了一个推翻暴政的道德神话。
那个叫德洛内的监狱长，被愤怒的民众殴打致死，头颅被割下来，用长矛挑着游街。后来，国民议会追认他为“为自由献身的烈士”——一个被自己保护的人杀死的人，在死后被敌人追封为英雄。历史的翻云覆雨，有时候比小说更加离奇。
伫立在这个被咖啡香气和音乐声填满的广场上，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荒谬感。那些冲进巴士底狱的人，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看待这个广场？看着那些穿着比基尼晒太阳的女孩，那些举着自拍杆的游客，那些在麦当劳门口排队的少年，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自己的血白流了吗？还是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一切——一个不再有巴士底狱的世界，一个可以自由地喝咖啡、接吻、听音乐的世界？
我不知道。我是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站在一个我从未参与过其历史的外国广场上，试图理解两百多年前一群外国人的悲欢离合。这本身就有点荒诞。但我相信，苦痛是不分国界的，正如饥饿不分国界，恐惧不分国界，失去亲人的悲伤不分国界。
那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和那些修长城的刑徒，那些建金字塔的奴隶，那些死在斗兽场的角斗士，那些在圆明园工地上累死的工匠，是同一类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苍生的苦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因为权力的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法国大革命有一句口号，叫“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词，至今仍然被刻在法国每一个市政厅的门楣上，仍然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但我站在巴士底广场上，想到的却是：谁的自由？谁的平等？谁的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