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母亲 ——写在母亲的忌日前（上）
原创 魏周全
年关将至，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正忙着扫房子，擦玻璃，买家具，办年货。除夕夜，更是家家最为热闹的一晚，吃团圆饭，喝年夜酒，放花炮、点彩灯、打麻将、玩扑克、熬寿夜自在快活。每至这时，我的心就更加沉重，平静不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甚，孰不知这天晚上正是母亲仙逝的日子。
公元一九六一年除夕午夜，由于饥饿，劳累，长期染病，母亲与世长辞，终年四十六岁。当时，（大姐二十六岁，已出嫁）二姐十岁，我七岁，大妹五岁，小妹一岁。
一九六一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除夕的夜空异常的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数九寒天，北风萧萧，寒冷刺骨，没有往年的喧闹，没有鸡鸣狗吠，显得十分寂静沉默，甚至有些阴森恐怖，就连一两声爆竹声都很难听到，除夕的夜晚似乎更长更深，二叔把我们大的三个姊妹领到他的家，小的妹妹抱到三婶家。（我家离叔父们家有500米左右）我们并不知道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叔父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稍大一点的二姐一直拉着我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知道了一切。二姐拉着我和大妹使劲往家跑，婶婶们拉都拉不住。一到家就哭倒在母亲的尸体旁，那凄凄惨惨的哭声夹杂着北风的哀嚎更加使人揪心，四周的乡邻们为之动容，亲友们为之落泪。六一年正是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母亲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好在叔父们都是木匠，就用菓木做了一个刚好躺下母亲的小匣子，连颜色都没有就草草埋葬了。
母亲生于一九一五年农历十月初十，乃皋兰碱沟川涝池王家人氏，旧时家境殷实，虽不是什么书香门第，名门望族，但也算的上当地的大户。家教甚严，知礼义，懂规矩。据叔父，婶婶和大姐回忆，母亲一米五五左右的个子，一双三寸小脚，清瘦俊秀，十八岁进我魏氏家门二十八年，先后生育了七个孩子，四男三女。其中三男夭折于旧社会。母亲性格温顺，善良贤惠，慈祥憨厚。一身青布衣裤，干净整洁，乌黑的头发后面梳个绾髻，一块青色的头巾，干散利落，见到熟人总是面带笑容。孝顺老人，叔嫂和睦，妯娌和顺，温柔可亲，一手好饭菜邻里皆知，针线活更是屈指可数。
父亲弟兄五个，排行老大，祖父民国十八年饥饿而死，那年父亲刚好十八岁，最小的五叔八岁。经过兵荒马乱，饥荒挨饿，已穷困潦倒，家徒四壁。父亲，叔父们靠给人帮工，赶牲口勉强度日。二十二岁那年娶了母亲，二十四岁在外面的小麦场上搭建了一座十分简陋，而且不到十平方米的草棚搬出来和母亲居住，又潮又湿，母亲还怀着大姐。无奈舅舅们把母亲接到了外祖父家，当年生下了我大姐。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先后在这小棚子里生下来大哥，二哥，三哥，由于阴冷潮湿，大哥、二哥生下不久都因患支气管肺炎夭折了，只有三哥活到了四岁，终究没有逃过肺炎的病魔夭折在外祖父家里。
经过几次的精神打击，母亲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打击，几乎崩溃，在后来的十年再没有生育过。每至婶婶们生儿子，母亲都要哭上好几天，茶饭不思，忧愁不堪。父亲逐渐自暴自弃起来，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而且抽起了大烟，常常把没儿子的责任推到母亲身上，后来又被抓了壮丁，即使跑回来也基本不顾家了，全靠舅舅们的资助和给人洗衣做饭，做针线活，以及大姐拾柴草勉强熬到了新社会。
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刚满十六岁的大姐要出嫁，大姐一旦出嫁，家里就剩父母亲了，为此母亲大病了一场。好在母亲的人缘不错，好多亲戚朋友张罗着给母亲要孩子，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在南庄的王家找到了一个失去母亲八个月的孩子，这就是我的二姐。二姐抱回来后，母亲的病好了一大半，骨瘦如柴的二姐经母亲三个月的精心喂养已显得白胖可爱，乡邻赞不绝口。父亲也非常高兴，疼爱有加，都把二姐视为掌上明珠，经常抱在怀里。土地改革时又分了三间房屋，父亲主动戒掉了大烟，家里有了笑声，母亲也慢慢开朗起来，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三年后，十年没生育的母亲突然又怀孕了，这时母亲已是三十九岁的高龄了，一九五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九生下了我，其乐无穷的父母，特地找当时颇有文化的学旺爷取名“全”意在保全，完美的意思。
我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极大的欢乐，母亲揭去了压在身上十年的精神包袱。父亲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倍增，用水果去兰州换煤块，换吃穿，一百多斤重的担子，来回百十里地一天一趟。舅舅家也送来好多铺盖，粮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父亲变得异常的积极，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扫盲，学习，开会，不久入了党。母亲本来爱整洁，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瓶瓶罐罐擦得油光发亮，屋内屋外有条不紊。从我记事起，家里经常有外来的驻村干部在我家长期吃住，教我认字、写字，讲故事。我四岁那年，还装过“铁芯子”，来了很多亲戚，像皇子一样捧着，意在健康，平安。舅舅和表哥们经常前来看望母亲，乡邻们串门的也很多。母亲的饭做得很好，尤其是臊子面一绝，有什么好吃的也忘不了街坊四邻。隐隐约约记得五八年前后有一次发大水，父亲和五叔到黄河去打鱼，小院的绳子上挂满了打来的鱼，除了送给乡邻们的外，剩下的母亲和三婶，足足做了三大蒸笼，招待亲友，排场之大像过节一样。母亲生性善良和蔼，和妯娌们相处的又融洽，住的虽然与家族离得远，但母亲经常带我去走一走，所到之家都待为上宾，手拉着手说个没完，兄长们也轮换背着我到处玩。晚上，母亲常给我讲一些后娘可恶，妖魔鬼怪的故事，什么“灶火里红嘡嘡，锅里气嘡嘡，煮的啥……”等等。吓得我直往她的怀里钻。父亲也时常讲一些水浒，三国，征东征西的故事。
母亲非常简朴持家，那时，吃的是大锅饭，五八、五九年母亲在集体食堂做饭，当看到食堂里挑剩的菜叶非常多，扔了很可惜，就捡回家，在屋后的夹道里偷养了几只兔子，给住在家里的外来干部和我们改善生活。我幼时调皮玩劣，经常在外面玩水，我家门前是一条水渠，前方是一片果园，果园的树坑里到处是水，时常有小孩掉入水中，因此三岁左右就把我送进幼儿园，早送晚接，幼儿园离家二百米左右，是个四合院，就是原上车村的村委会。六岁多一点送到小学，小学也离家不远，南北各两间，分一.二三年级。父母给老师的交代不管学习如何，只要把我看好不出事就行，由于打小有工作组的干部们的言传身教。不论在幼儿园，还是小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也是我幼年最美好的一段。
最开心的是外祖父，（外祖母已去世）每年都让舅舅们接我和母亲去住上一段时间，或马车，或毛驴。五岁那年，好像是二表哥结婚，我依稀记得舅舅们用马车来接我们，黄河水特别大，马车过不了黄河，是五叔用羊皮筏子送我和母亲过的河。一次是大舅用毛驴接的，（我大概五岁多）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们走到碱沟川（约离涝池七，八里路）毛驴驼不动了，天又发起了雷阵雨，大舅让我下来走走，我答应的好，但下了毛驴就是不走，气的大舅直对我吼“下次再不接你了”，谁知，一语成谶，没过两年大舅就去世了。每次到舅舅家，迎接的场面都非常隆重，二里开外就有人等，家门口更是站满了迎接的人，家族大，远近的舅舅就有十五个。第一个把我揽入怀中的就是外祖父，记得外祖父的胡子特别长。在舅舅家的那段日子我和母亲就像皇后和皇子，各家争着请吃请喝，大宴小宴不断。临别时更甚，吃的，用的，烧的能装上满满的一车，这是我永远都抹不去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