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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乾隆皇帝的荷包》
乾隆年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同的是，田赋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主要收入在于商业方面。例如皇室凭借权力介入盐税和关税的税金分配，并将皇室资金借给商人赚取利息等。再者，盐商或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贾在各种庆典报效皇帝，动辄百万两，也成为皇室收入来源之一。至于皇室的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汤象龙教授认为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
清朝皇帝的经济行为在于严密控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中，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镇压的力量。
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体制间，存在持久的冲突。
历史上，造成经济体系效率低落主要有两个限制：其一为“竞争性”限制，亦即统治者会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会因此接受某个财产权力结构，而不顾及整体的经济效率。其二是“交易成本”限制，更有效的财产权或许会让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产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则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
清朝经营内务府官庄并不太成功，土地虽增加 6 倍，光绪朝的地租收入却维持在乾隆年间的收入，呈现内务府官庄经营上的巨大问题。
顺治、康熙年间，关税盈余由出任税关关差的上三旗、内务府人员独占，盈余皆入税差官员私囊。雍正年间，关差改由巡抚令地方官兼管，税收盈余成为皇室收入的一部分。
以《内务府银库用项月折档》的分类，与宗教有关的项目多达二万余笔，详细记载皇帝修建藏传寺庙，以及延请喇嘛诵经银两，还有给予喇嘛的各种津贴。
乾隆二十年（ 1755 ）清军进兵伊犁，俘获末代准噶尔汗达瓦齐，以准噶尔灭国而告终。达瓦齐被俘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反叛，准噶尔故地再次陷入动乱。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初，逃亡的阿睦尔撒纳病死于俄罗斯。平定准噶尔，使清朝幅员辽阔至前所未有的地步。
清朝官修藏传寺庙分布，由多伦诺尔、盛京、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存在一道“宗教长城”。清政府拨内帑修建藏传佛寺，又自户部、内务府、地方州县以及税关提供喇嘛口粮。另外，清朝理藩院一直维持藏区和蒙古区喇嘛的度牒制度，而汉地的寺院僧侣制度在乾隆年间已废止。这些制度都可说明清朝借由宗教来统治蒙藏地区。皇室财政提供创建宗教长城的基础，并且将蒙古人对宗教的热诚从西藏转移到北京和热河等地。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征服新疆、蒙古等地，为了和他们创建良好关系，大量心力花在宗教政策、财政挹注、创建驿站等，或许他没有前瞻性看到十九世纪中国的没落，但中国至今能保有广阔国土，乾隆皇帝对边疆民族的策略还是值得探索的。
清朝皇帝也像以前的大汗，授予蒙古地方菁英官衔，只是名称改为：王、贝勒、贝子和公。但是直到十八世纪，蒙古人才完全接受“旗”的观念。
清朝皇帝努力塑造仁君形象，在天灾时蠲免钱粮，皇室的官庄在旱涝之年亦有蠲免地租，但水患之后庄头无力修复农田而欠租，皇帝则将庄头革退，又让继任者赔补欠额，庄头不像盐商资金雄厚，不堪赔补者即逃亡，造成官庄经营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