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消息不得不告诉你们。
八月底有一个从布拉格起飞的航班会降落在上海，因为此，我前后等待了一年多，像松鼠向上仰望摇摇欲坠的松果，带着期待和款款深情。
2018年的5月，最新的一个工作offer有了进展，是来自德勤的一封友好的信，信中透露出他们对我面试过程表现的满意，询问了一些到岗时间的安排。那时的他好高兴，他说这意味着，最多四个月，我们就能在布拉格见面啦。
2018年6月，我收拾包裹只身来到上海，二手房东骑着电驴，将我带进了看守所式的小房间，我看着房间里拥挤的六个床，地板上各式的麻袋子与衣物，以及那个属于我的床上堆着的不明垃圾，忍着眼泪走到屋子对面的小超市，躲在最里面两个货架旁流泪。他说，别担心，我会在这里给我们找一个好看的舒适的小公寓。
10月的时候，我辞去了上海的实习，来到了北京。深秋的北京有点冷，我一个人骑着一辆共享单车，在东直门旁边的街巷里蹿，包里装着厚厚的两个文件夹袋。坐在和他来自同片国土的签证官面前，我谈着自黑的笑话，起身，握手，他让我做好被拒绝的准备。
我拨通了电话，他意外地接了，布拉格凌晨4点钟，他一晚上都没有睡。
没处去，时候还早，我便走路去故宫。开着视频，镜头前是广阔干净发白的地面，和故宫的红墙；镜头和墨镜后面我压低着声音和他说话，故意扯着无关的话题。
回到广州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的包裹，一些材料，一张很好看的书签，是浮雕式绘画的两只鸟立在小小的枝头，图案细致，配色多样和谐。他说，准备寄的时候，觉得材料太孤单了，想让两只好看的鸟陪他们漂洋过海。
漫长等待签证结果的三个月，早上睁眼醒来，照常是查看他发来的消息。今天又是一个怎样无聊的他，以及陪他一起无聊的我。
四月是提交毕业论文的时期，我终于想起动笔，便也如读书人般起居。
某个下午我瘫坐在图书馆的沙发上，收到一个北京的电话，电话里让我再去一次北京面谈签证。
接下来的时间彷佛被挤压，我已经忘了具体细节。只记得我手足无措地站在河中央，被事实的洪流席卷、冲刷、拍打，到后来成了一个不容易有心情的人。
2019年2月，我还在广州。我们彷佛已经收到了拒绝的结果。
将消息告诉他之前，我花了几个小时时间消化，调整，他没有时间准备，在电话里哽咽。
痛苦是需要反复练习的，幸而我年轻的时候懂得了这个道理。当初第一次机场分别的时候就预想着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相见，离登机只有45分钟了，他拉着个很大的行李箱，走在了前面，我心事重重地跟着，下意识留意他转过来的脸，看见他鼻尖眼眶都红成一片。
想起分离前，是香港5月的晚上。他收拾东西，衣服一件一件地往箱子里扔。我待得不耐烦了，开始流汗，屋子里很热。我说，我想回自己的宿舍了，太热。他有些着急，把空调卡放在机器上感应，没有响声。他说，请待在这里好吗？开了门，跑下楼，去充了空调卡，可是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
很多事情，越想得，越是求之不得。
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像在围着的一圈赌石人中间，大家都憋着气，左想右想。我不怎么思考，却与石头对上眼，寻思着“这是块好石”。
我买下了它，抱回了家，日夜不停地刨，我还是想看藏在里面的是什么稀有的宝物。万物有灵，我实在不想错过它们每一个微弱的信号。然而我又不敢与人说，害怕被人笑话我的不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