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苏轼的词，人们自然就会想起“大江东去”、“西北望，射天狼”等黄钟大吕之声，似乎他所写的这类关西大汉所唱的词，其实这也是一种美丽的误会，作为一位产量甚丰的词人，她婉约妩媚的作品并不少于秦七黄九，只不过这类豪放的词，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一新天下耳日，所以让人们念念不忘。莺娇艳昵的香艳词曲，唱得多了，就不免失却真情，曲子里头满是假意虚情，就会使人乏味，不知道情词本该是怎样的婉转旖旎、风情万种，在人们对男女相思之情，离别之苦，风花雪月之愁有些厌倦的时候，突然听到慷慨激昂之声，该是多么的欣喜惊奇，而词也从此改变了它发展方向，进入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的新的境界。

                               以诗为词

改革总是要受到非议，柳永以其浓厚的世俗情调，得到的市民歌妓的普遍欢迎，给宋词开辟了新的天地，但因此也引起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同样，苏轼以诗来改造词，大大提高了词的品位，却也受到许多的指责。

句读不葺之诗

以诗为词，这一概念本身的提出，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对苏轼的一种批评和贬斥。“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功，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陈思道认为，苏轼的词写得虽好，却失去了词的本色。这一说法随即得到了大量的呼应，有人因此指责苏轼某些词不合音律，李清照在她的《词论》中，对此批评得更加尖锐：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

她在批评了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之后还说：“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所谓“别是一家”，也就是说，只要始终保持词本身所具有的特色，不仅要合乎音律，而且要使词不同于诗，不同于文，要别具一格。还有人直接批评苏轼词与传统的词风不合。

李之仪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龌龊。（《把跋吴思道小词》）

这说明，苏轼革新的幅度很大，对当时的审美观念冲击很强，诗与词在题材与风格两方面也没有明显的界限，但随着词这一形式在花前月下之流传，以及传唱于声情婉转歌女之口，词与诗的分界越来越明显，“诗庄词媚”，“诗言志，词言情”的文体特征也逐渐深入人心，演变为作家与读者的双重审美心理期待。词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被视为“小道”，“艳科”，其体卑下，反映重大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只能入诗，而不能用词来写。同时，词的委婉言情，也要求获得隐约朦胧的效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词的发展，虽然在唐五代文人词中，也产生过一些具有豪迈气概的作品，入宋以后也不乏某些具有豪放词风的作品，但这毕竟是少数，影响不大，还没有引起词人的广泛注意，苏轼的出现，才打破婉约词统治词坛，独领风骚的局面.

无意不可入词

苏轼的“以诗为词”，首先指扩大词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他不为传统习尚所囿，于柔情风月之外，另辟新的天地，举凡怀古、咏物、感旧、送别、记游、闲适、说理等向来是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词可以咏史，可以悼亡，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寄托幽妙之思，可以抒发悲壮之怀，诸如人生的感慨，仕途的升沉，亲友的聚散，自然景物的欣赏等都可以入词，这是词的一大解放。

因此，在他的词中，有对虚假功名的鄙夷：“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满庭芳》）；“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行香子》）；有对民生的关切：“万顷风祷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麻叶层层叶光，谁家煮茧一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黎抬醉眼，抨青捣麦软肌肠，问言豆叶几时黄？”（《浣溪沙》）；有对人生的哲理思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萧且徐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有对矛盾心态的真实剖白：“梦中了了醉了醒，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