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感慨地说，在党内，“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这就带来一种恶果，有些留学回来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所谓“留声机”，就是脱离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照搬外国的经验。
为改变这种风气，毛泽东要求“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提出这项要求，对不少干部，警省非常。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韩光回忆：“他（毛泽东）号召要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我记得在莫斯科学习时，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社会发展史等，但那时教员讲的大都是干巴巴的一些条条，讲的都是外国革命史，至于中国近代现代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何等丰富的内容，那是不甚了了的。因此，我对于毛主席批评那种不懂自己历史、不重视自己历史的错误倾向，是心悦诚服的。” 韩光说的这种情况，正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的“洋教条”和“洋八股”。在他看来，这些“洋教条”和“洋八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极端情绪的延续，是说好一切皆好，说坏则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这种“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其在党内的反映，是照搬马列词句和外国经验；其在党外的反映，就是全盘西化，一味欧化；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运动，懂得很少，盲目把外国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
1939年1月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他当时确实下功夫研究了中国近代史。了解近代中国，就是要认清当时中国的最大国情，明确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毛泽东对19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是比较熟悉的。1938年3月20日，他在抗大毕业学员的演讲中说：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现在许多报纸杂志都来讨论这个问题，意见当然是各色各样都有。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质的社会，那么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用民主来对抗它；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性质，那么就要反帝。一年后，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百年演变体现的社会性质，各历史阶段递进过程，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特点，做了高度概括。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百年来中国人寻找救国道路过程又有生动描述。
单单知道百年中国的社会性质还不够，还要具体地去研究它在各个具体领域的表现。对毛泽东来说，像历史学家那样动笔去写中国近代史，毕竟不太现实。于是，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定一些人先分别写出中国近代的各种专题史。具体分工是：范文澜负责中国近代政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负责中国近代军事，陈伯达负责中国近代经济，艾思奇负责中国近代哲学，周扬负责中国近代文学。 这个安排，推动了延安知识界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系统研究，写出了一批探讨近代中国发展规律和特点，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时抗战提供借鉴的著述。例如，艾思奇、叶蠖生等对近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系统研究，何干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开端，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则奠定了一段时间里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组织中央军委高级参谋室，编写了一本《中国军阀战争史》，同时还编写了滇军战史、陕军战史、晋军战史和桂军战史等。为什么编这些书，怎样读这些书，朱德的解释很到位：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不止，我们都亲自经历过。只有更好地进行总结，认清中国旧军阀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才能更好地认清新军阀的本质和下场。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依然不能忘怀。1964年６月24日会见外宾时，对方问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毛泽东回答：中国人历来没有写回忆录的习惯，而是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我们还在写近百年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1967年2月，同侄子毛远新谈到学校教育，他再次提出：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
如此重视中国近代史，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在近代以来特殊历史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演变的逻辑搞清楚了，就会更加深切地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性质、对象、动力和任务等等，就能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独特历史和具体奋斗经验，而不是完全按外国经验来理解和套用。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要研究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政治文件，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如果对我们党成立前的历史不加以说明，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