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如何打好“经济修复战”？

· 本文来源：刘胜军经济学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刘胜军

“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

疫情三年，犹如“大病一场”，元气大伤，经济社会需要及时疗伤，深度修补“疫情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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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因素叠加冲击下，中国经济压力显著加大。预计2022年全年增速3%左右，低于5.5%的预期目标。

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因素主要是：

1、新冠疫情此起彼伏，这是压倒性原因。进入2022年以来，新冠病毒传播力更强，防控难度曾几何级数上升。从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到暑期新疆、西藏、海南疫情，再到最近的广州、重庆、北京、郑州，令人防不胜防、疲于应对。为控制疫情而采取封控，不可避免会影响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由于封控导致“场景”的暂停，疫情冲击靠财政、货币政策都难以有效对冲。

2、预期转弱。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大部分企业趋向保守，推迟投资、停止招聘，将“活下去”放在第一位，贷款增速放缓即为明确信号。消费者面对收入的下降和未来就业的不稳定，也会采取保守的策略，银行存款的上升即为明确的信号。今年前三季度住户存款增加13.21万亿元，同比多增高达4.72万亿，同比增长55%。如今银行最愁的就是贷不出去。2022年，笔者收到的垃圾电话中，90%以上都是为了推销银行贷款。

【历年末人民币存款总额：
2017年164万亿
2018年177万亿
2019年193万亿
2020年212万亿
2021年232万亿 】

【历年末住户人民币存款总额：
2016年59.8万亿
2017年64.4万亿
2018年71.6万亿
2019年81.3万亿
2020年92.6万亿
2021年102.5万亿，人均7.35万元  】

贷款增速社会零售同比增速

3、房地产调控的滞后效应。2020年三条红线的出台，对房地产行业带来严重冲击，房地产公司违约不断，连“保交楼”都成为棘手难题。房地产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支柱产业，也是地方财政的第一收入来源。2022年1—10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8.8%。这是比2015年更“冷”的房地产寒冬。

这些压力交织重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新冠疫情已持续三年，不少企业和民众的“家底”已经被耗尽。一旦经济主体不存在了，日后经济恢复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二，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消费，而消费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支柱，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202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5.4%。高盛预计，如果2023年全面放开防疫限制，消费增速将从2022年的1%大幅提高到2023年的7%。

第三，之所以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是因为一旦失去信心，再修复难度很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阴影会持续很久。

第四，16-24岁青年失业率继续攀升，7月份达到惊人的19.9%。2022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有 457 万人（同比增加80 万人）。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也是最为活跃的创新群体。青年就业难，会损及长期的经济增长活力，甚至会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面。

第五，疫情带来了“非对称性冲击”，其财富再分配效应，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个体户、自由职业）受冲击最大；另一方面，拥有千万净资产的家庭数量达206万户，比去年增加4万户。

第六，警惕“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在90年代资产泡沫破裂后，企业陷入不敢借债、勒紧裤腰带还贷款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失去的30年”。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原因，一是资产缩水而负债刚性导致的资产负债表危机，二是悲观预期长期得不到扭转。

第七，在世界外部环境日趋动荡复杂的背景下，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健更加重要，这是一个战略性选择问题。无论是美国步步紧逼的“上下其手”，还是俄乌战争的长期化，都会持续带来外部的不确定性。

知易行难。对于当前的经济压力，社会已有共识。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例如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二十条” 、《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十六条）。但效果还不明显，力度还不够大。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稳，则社会稳。长期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秘诀，也是人民满意度的核心源泉。

当前，打好“经济修复战”，其难度和意义都大于疫情防控。及时从“防疫第一”转向“经济第一”，已成为社会渴求和战略任务。

如何实现高质量的“经济修复”？笔者建议：

1、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动针对老年人群体的疫苗加强针，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争取宝贵时间。早一天正常化，就可以少牺牲一批企业和个人。给定有限的资源，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广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唐小平指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染性强，但毒力非常低，感染后绝大部分是无症状，最终造成重症和死亡的主要是老年人。因此，我认为防疫的重点难点是提高老年人群特别是80岁以上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目前在广州地区，80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一针接种率只有50%多，接种第二、第三针的比例更低。新加坡80岁以上老年人的第三针接种率达到80%以上。”一位传染病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很多地方显示超95%以上的感染者为无症状和轻症，病死率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按照甲类管理显然不符合科学。很显然，当前流行毒株的致病力比较弱，在全国已经完成基础免疫的条件下，按乙类管理已经不成为问题。回归乙类管理，也可以为未来进一步优化防控措施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

2、大力度补贴低收入阶层。最近几年数字化的高度普及，为精准了解家庭收入情况提供了便利。建议对城市低收入家庭，按照所在城市生活水平，一次性提供数万元补贴，以缓解生活压力。在地方财政连支付核酸检测费用都日渐困难的情况下，补贴应由中央财政承担。

3、以“新四万亿”力度刺激消费。建议以消费券形式，鼓励餐饮、购物中心、航空、酒店等消费，发放对象应为全民。消费的提升，会带来“乘数效应”，进而创造税收收入。因此，对政府而言，发放四万亿的消费券，其实际成本会远低于四万亿的金额。

4、居者有其屋。一套住房，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幸福。疫情期间，对疫情导致还贷困难的家庭，出现“断供”的，建议银行不收取罚息或强制拍卖。在疫情结束前，银行应暂停计算房贷本息。待走出疫情后，再恢复房贷本息的计算。暂停，不是免除，而是延迟支付。

5、确保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素有“金融危机之母”之称，并非浪得虚名。房地产必须软着陆，而不能硬调控。房地产既是灰犀牛，也是经济社会的顶梁柱，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更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当前，稳定房地产市场压力很大，原因在于：1）民众有“买涨不买跌”的心理；2）收入预期不稳定的情况下，民众不敢轻易出手买房；3）与前几年相比，家庭债务已经显著增加，突破警戒线，继续加杠杆空间有限。4）“烂尾楼”难题，让购房者心有余悸。因此，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房地产应该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考虑取消限购、以个人房贷抵扣个人所得税等优惠措施。与此同时，应大力发展REITS，为开发商提供长期、稳定、透明的融资渠道。

6、大幅度减税休养生息。减税的准确含义不是“减少税收”而是“降低税率”，在税负过重的情况下，降低税率会产生“拉弗曲线效应”，政府税收收入可能不减反增，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共赢。这一点，已为中国历史上的多次“休养生息”成功实践所佐证。

拉弗曲线

7、地方财政支出，应从基建为主，转向民生为主，大力投入医院、学校、保障性住房、养老服务等领域。

8、稳定预期，提振信心。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预期是第一变量。最近几年，预期紊乱现象突出。如何稳定预期？第一，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闻”要及时澄清。第二，共同富裕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具体操作性的政策应及早厘清，为社会提供明确的预期引导。第三，应出台一些“干货”提振民企信心，例如打破行政垄断，扩大民企市场准入。

9、大力释放改革红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这是一座难以想象的金矿。除了加快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外，应该抓紧启动一批标志性改革，为稳定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建议：1）深化国企改革，探索管理层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激发国企内在活力，坚持市场导向，避免行政干预，为创新奠定体制基础；2）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股要善于、甘于做小股东，探索“金股”制度，不求所有但求搞活；3）打破行政垄断，扩大民企准入，以“鲶鱼效应”激活创新；4）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要为民营银行提供合理的发展空间，避免为了防风险而牺牲发展的因噎废食，避免民营银行沦为“鸡肋”。5）大力度裁减政府机构、人员编制、政府层级数量，牢记“养了人就要管事”的道理，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6）提高地方财政支出透明度，阳光是最好的警察；7）深入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方面开征遗产税，另一方面降低个人所得税。

10、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改革。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非不要开放，而是要“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只有坚持推进“制度型开放”，才能反制美国的“大脱钩”图谋：1）抓住欧盟与美国开始出现“乌克兰战争裂痕”的契机，推动中欧投资协定；2）研究加入CPTPP的行动计划，以操作性方案赢得信任；3）扩大外资准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让外资有钱赚、不想走；4）把自贸区改革落到实处，让自贸区真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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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万户中国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最关心什么？

来源：民商视点（ID : ce_china）

作者：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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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胡润百富与中信保诚人寿联合发布了《2022中国高净值人群家族传承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508万户，拥有千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06万户，拥有亿元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万户。

其中，中国拥有千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较上年增加4万户，广东超越北京成为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地区，香港的高净值家庭规模同比下降，过去一年，高净值人群中的金领占比上升，企业主占比下降。

从地区来看，拥有高净值家庭最多的五个城市是北京（29.8万户）、上海（26.2万户）、香港（21.1万户)、深圳（7.9万户)、广州（7.1万户)。TOP5城市中，深圳的高净值家庭规模增幅最快（同比增长 4.4%)，香港的高净值家庭规模减少（同比下降5.4%）。

家庭净资产一般情况下等于家庭的总资产减去家庭的负债额度，不难看出，拥有高净值家庭的五个城市房价都是比较高的。早期买房、负债较低的房主，如果加上房产的价值，在房价较高的城市或许资产过千万并不是很难，但是其消费能力并未见得有多高。

从高净值人群构成来看，职业股民与不动产投资者的占比均为10%，与去年保持一致；企业主占比约 50%，受疫情对民营经济的影响，较上年减少10个百分点；金领占比约30%，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面对持续增长的财富规模以及生命周期的基本规律，家族传承势必成为高净值家庭越来越关注的重点课题。

调研发现，97%的高净值人群会考虑家族传承事宜。对于家族传承的考虑者，有四成已经实施了家族传承规划。对于目前的家庭财富，高净值人群分配比例最高的是家族传承 (30%)，其次是财富投资、后代教育、当前消费和养老储备，慈善捐赠的投入比例约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