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春花和牵衣在《北京的内城，不是谁都能住的》中提到，自元代开始，北京内城人口就具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官僚性，一个是贵族性。一般而言，住在北京内城的，是军队、官员、与皇家有血缘关系的宗族，以及这些人的从属。
比如，在元朝，元大都城墙里面的地界，大多是蒙古贵族和官僚，平民基本上被赶到了金中都的范围。但到了明朝，风水轮流转，元大都的老土著又被清一色地赶到了内城外。清朝的时候，历史再次重演，八旗子弟住进内城，汉人再次出城。
1648年，清军入关4年之后，就曾下令，所有汉人，除了和尚和官僚，都必须迁出内城，到外城生活。整个清朝，北京内城的常住人口始终保持在40万左右，但是直到光绪元年，汉人的数量才仅仅有3万余人。
用现在的话来说，把官僚和贵族向内城聚集，是北京城作为政治中心这一首都功能的体现。反过来说，把百姓以及工商业者迁出北京内城，就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必要手段。
这意味着，北京内城的发展并不依靠人力的输入和生产力的提高，而是依赖行政力量保障资源输入，以实现稳定的生存。
北京城拒绝内生的服务产业，根本动力是其“行政中心”的自我定位。但由于北京的磁吸效应，这并没有影响其他产业围绕着北京城聚集。
这一现象，表面上是人口增加，贫富分化的结果，但事实上是北京的城市管理措施在商品经济时代矛盾的集中体现。随着旗人的迁出，汉人的迁入，也宣告了内城种种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管理政策彻底破产。
2、
《老梁谈雄安新区》，国家把雄安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但雄安新区在经济上的期望值远没有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高。
根据历史的经验，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推行的新区，当行政资源的注意力下降时，必然发展后劲不足。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主导的政策环境下，行政资源既不可能无限制的投入，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市场行为跟风。这样分析下来，雄安新区更大的作用在于政治生态整合。
政治生态整合就是要对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分化，瓦解。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以国家各部委为代表的行政审批机构；二是以国企为代表的利益产出机构；三是以国家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迁出北京就是要分化瓦解它们对于政策的巨大影响和游说能力。
3、
肖磊看市《设立雄安新区，避免了迁都之痛，千年大计另有隐情》。认为设立雄安新区，首都地位得到了强化。“千年大计”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蕴藏的是整个中国新的国家发展模式。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最大的风险是经济中心太强大。雄安新区将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态。中国的行政能力巨大，90%以上的城市都是行政能力规划出来的。
雄安新区要承接北京重量级造血系统的南迁。中国经济有两条命脉，一个是不断崛起的沿海民营经济；另一个是跟国家意志绑定的国有经济。未来的雄安新区是必须要掌控在国家层面的，因此这个新区将可能成为中国强大的“国有经济行政特区”。
国家意志的体现靠的是北京的执政效率加未来的雄安新区的建设输出能力。“雄安”二字，具备霸气和进攻性，与国有经济最契合。
近年来，北京所有的规划都在南移。目前京津冀三个地方配合中央，暂时上交了管理权。北京南面，可能要建立一道经济带。
雄安新区作为未来“国有经济特区”将成为带领整个北京南向经济的一个枢纽，未来大部分国家级项目，以及需要输出的国际项目，都可能从雄安新区开始“分发”，然后再聚集整个京津冀的企业。
南向经济带形成虹吸效应之时，疏解首都功能的目的就达到了。
4、
清华同衡播报《 雄安新区为什么能担得起“千年大计”这样的重任?》
场地本身的优势：雄安新区选址在北京正南方，依托白洋淀、环境相对较有特色优势，相对独立又四面不受限。
与北京的距离：一般来说，在通勤范围内的小卫星城，难以抗拒主城区的巨大产业吸引，会沦为纯粹睡城，形成一个钟摆式的巨量通勤交通，反而增加了交通压力。
通俗的说，面对强大的主城，弱小的新城不要太远，也不能太近，要拉开一定的距离，超越日常通勤的时空，才能避免沦为睡城的命运。
所以，规划设计学者们提出，国家教科文卫副中心、行政新城的选址不应位于京津发展轴线上，而应在北京通勤都市圈以外的河北腹地。
在北京市域外的更大范围进行新城布局，这样才能有利于北京功能疏解，抗衡京津城市引力、带动冀中南地区、促进京津冀均衡发展。
像白洋淀地区，距京100公里，不远不近，正处于便于联系、但难以通勤的距离位置上，就不宜继续一圈圈被动的围着北京摊大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