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vid Holbrook
译/豆包
校/左旋格式塔
我认为，我们文化背后的潜在哲学已然沦为虚无主义。倘若我们探究虚无主义的深层含义并得出其终极结论，最终会走向何方？鲜有人敢如此深究，而麦克斯·施蒂纳便是其中之一——他于 1845 年出版了一本以此为主题的著作。回望他的思想便会发现，他堪称当代流行文化中未被认可的先知。
帕特森博士（Dr. R. K. Paterson）在其关于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著作《虚无主义的利己主义者：麦克斯・施蒂纳》（赫尔大学出版社，1971 年）中，探讨了虚无主义所引发的终极问题。施蒂纳脱胎于新黑格尔主义运动，于 1845 年出版了他唯一的重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施蒂纳所属的流派被马克思斥为“理智的虚无主义者”。循着虚无主义的逻辑直至其终极含义，他否定了上帝与基督教价值观、国家权威以及一切传统道德。
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否定了所有伦理义务。在虚无面前，他拥抱虚无；对于人类或宇宙，他既不寻求承诺，也不承担终极责任。“公共福利与我何干？”最终留存于他心中的唯有自我。自我与世界归根结底都是无——但这位 “唯一者” 却 “以无作为自己的事业”。
施蒂纳的虚无主义与存在主义及哲学无政府主义截然不同。它并不追求超越当下虚假或陈腐道德的新伦理，也不寻求更高的本真性或向往更美好的社会。施蒂纳只想将世界——包括他人——还原为可供消费的对象。“我们不应追求共同体，”他曾言，“而应追求片面性（one-sideness）。”“我们在他人身上只应寻找手段与工具…… 对我而言，没有人是值得尊重的人…… 而仅仅是一个对象…… 一个有趣或无趣、有用或无用的对象。”他人不过是待消费的对象，“其与我唯一的关系便是可用性、实用性、被利用性”。在施蒂纳的每一句话中，我们都能听到当代文化虚无主义者的人生态度。（如今，即便是《安南报告》也不得不警示我们：“媒体传播机构不应暗示是非对错并不存在”，参见 16.42 节。）
当然，若身为基督徒，人们可以以爱之名驳斥施蒂纳的观点，但施蒂纳早已瓦解了基督教的根基。诚然，在基督教内部，不乏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这类似乎愿意抛弃上帝，甚至抛弃先验价值观的人——他们试图在“人性” 中寻找终极意义，宣称“在纯粹的人际关系中，我们所遭遇的不仅是应然之物，更是实然之物，是关于现实结构最深刻、最真实的真理”（《诚实面对上帝 (Honest to God) 》）。即便不追求上帝，这至少仍是对真理的探寻。而施蒂纳主义者则有着截然不同的冲动：他不愿投身于这样的信仰行为，也无意去探寻“他人”或“你”的本质。正如帕特森所言，在施蒂纳看来，人际关系“不过是实用主义的投资，在这种投资中，他会投入部分自身资源，计算直接且必然有利可图的回报”（粗体为笔者使用）。
对于不得不向“他人”做出的任何让步，他总会“索要现实的代价”——无人能对他或他的财产提出任何要求，他也不承认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本身便是虚无：若他死去，很容易被取代；他并非上帝或宇宙的某种显现，他和虚无一样什么也不是。消磨时光的唯一方式，并非以创造性的意向性对抗时空，而是以冷酷的利己主义将一切人与事都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只要有任何可能将其据为己有。生活不过是一种消遣，通过“创造性的虚无”消耗时间。这并非激进神学或人文主义者那般激进无神论的哲学，而是《阁楼》杂志所代表的哲学。
施蒂纳这种彻底的无神论主张令人深感不安 —— 但它也向我们发出了挑战：我们究竟信奉什么？我们能用什么回答他？这正是他向马克思提出的挑战，而马克思主张以“实践”—— 即人类与现实的创造性互动 —— 作为回应。施蒂纳会追问：以什么名义？以社会存在的神话，还是社会善，还是某种极易被瓦解、不过是社会成员掩盖自身利己主义外衣的共同理想？施蒂纳认为，若我们坦诚以待，利己主义便是唯一可靠且可信的生存方式，因为这正是人们（不加掩饰地）真实的生活状态。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等尖刻作品无疑呼应了这一观点：人性本卑劣，世道险恶。我们该如何回应？
帕特森博士探讨了存在主义与哲学无政府主义的差异。我们不应将施蒂纳视为最具存在主义色彩的哲学家，也不应将其看作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误认为他是在追求新的人类真理与伦理意识。不能从这个层面理解施蒂纳。人们很容易将他的活力误认为创造性的活力：毕竟他提到了 “创造性的虚无”。施蒂纳甚至可能与克尔凯郭尔极为相似，几乎达到“二重身”（Doppelgänger）的程度。但事实上，他不过是这位丹麦 “恐惧哲学家” 的 “恶魔式镜像”。克尔凯郭尔强调，在虚无面前，我们需要通过选择来找到自我（“选择你自己”或许能取代“认识你自己”）；施蒂纳则宣称“从你自身中汲取价值！”克尔凯郭尔着重强调伦理责任的新内涵，施蒂纳却只是从对虚无的超越转向 “创造性的虚无”，最终归于“利己主义的自我享乐”。正如加缪所言,“没有任何破坏行为是施蒂纳会望而却步的”—— 最终，“在世界的废墟上，利己主义的君王用凄凉的笑声庆祝反抗的最终胜利”。
施蒂纳对“旧”存在主义提出了挑战。他代表了与虚无的全面接触：“存在主义者必须承认，在他的‘唯一者’身上，发生过与虚无全面接触的完整历史事例，而他们自己最终却从这种接触中退却了。”帕特森指出，存在主义者紧紧抓住某些形而上学与道德的超越之物，“为自己的个人世界提供有意义的根基，以免其被自身的不安全感所吞噬”。
萨特认为，人是虚无，是“无用的激情”，在被我们的观念定义之前便已存在。对萨特而言，人的意识等同于个体对自身的选择——以何种姿态呈现于自己所选择的世界中。通过有意识的选择，人实现自我超越。而施蒂纳也谈及“有限的、自消解的自我”会超越其遗留的自身，当“未来的新时刻召唤”时。
但施蒂纳的“创造性的虚无”并非如存在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意识到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世界。施蒂纳的方式是战胜和消解现实世界：世界不过是利己自我的“食粮”。“我并非空虚意义上的虚无，”施蒂纳宣称，“而是创造性的虚无，作为创造者，我从这虚无中创造出一切。”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认识到虚无后不愿背负其施予的孤独与责任的沉重负担，宁愿沉沦于世听凭摆布。而施蒂纳则更进一步，彻底否定了所有本质、理想、神赐之物，和有关我们“被抛弃”状态真实本质的虚幻神话形式。
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显示出明显的严肃性，力求“通过行动而非存在本身”构建某种东西；而施蒂纳的哲学却走向了“罪恶的轻浮”。他对我们说：“你们所尊崇的神圣之物，恰恰是我所不屑一顾的。”对萨特而言，被选择的自我之所以有价值，仅仅因为它是被选择的。我所拥有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施蒂纳与萨特都拒绝接受任何未经选择便被强加的角色或自我。“若放弃这种自由，我所遭受的异化便既是奴役也是僵化。”因此，两人都对人际关系持否定态度。“当我试图奴役他人时，他人也试图奴役我。”萨特说，“为他人存在的原始意义便是冲突。” 施蒂纳也认为，“每个个体最终都栖居于自己私密且排他的世界中，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合作或对立或其他任何关系。” 帕特森写道，两位哲学家都构建了一种无尽冲突的既定模式。
萨特笔下的恋人“并非渴望像占有物品那样占有爱人，而是要求一种特殊的占有方式”。尽管这种尝试最终注定徒劳，但萨特至少试图去探寻他人的存在，即便这种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沦为 “攫取并消除他人主观性” 的努力。
至少在萨特那里，我们能看到他拒绝将人对象化：对萨特而言，被还原为一个物品是可怕的。
相比之下，施蒂纳的原则是剥削他人：“我不会让自己的自我享乐受到干扰，”他宣称，“因为我践行自我恐怖主义，摒弃一切人类的考量。”这正是当代“先锋派”领域中黄油制作者、电影人与电视制片人的信条。
唯一者已将其世界中的“人类”及其所渗出的恶心的“价值观”清洗殆尽（帕特森，第184页）。通过自我意识的行为，唯一者的目标便能完全实现：将世界同时去人类化、去价值化。
“我只想是我自己，”施蒂纳宣称，“我无视自然、人类及其法律、人类社会及其知识，并切断了与这一切的所有普遍联系，甚至包括语言的联系。对于你们所有‘应当’的要求，所有绝对判断的宣告，我都以自我的‘内心安宁’来对抗。”（《施蒂纳文集》）正如帕特森所指出的，萨特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本真存在者”与施蒂纳唯一者所栖居的世界在本质上或许相同，但他们对在这个世界中践行个人生存方式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对海德格尔而言，以利己主义者的姿态享受自身地位与财产，便是“沉沦的存在者”。对萨特而言，将他人还原为对象必然是自我毁灭的行为。此外，萨特认为，自我实现注定失败，因为人在通过失去自我来发现自我的尝试中，揭示了自己其实是“无用的激情”。但即便是在“旧”存在主义中，也强调“承诺”与“责任”。从这一立场出发，一种新的发展方向仍有可能——在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的“新”存在主义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基于“爱的我们性”（Liebende Wirheit）的存在主义。
相比之下，唯一者的哲学是一种疏离的哲学——拒绝投入和沉浸于任何人，即便他们能使你获得享乐。这是一种终极的不负责任的哲学：在施蒂纳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或人值得尊重。诸如号召人类做出崇高的存在主义“决断”的本真性或被视为人类存在根本结构的关切等概念，在施蒂纳的虚无主义中没有立足之地。帕特森指出：“唯一者无根且冷漠，仅凭与自我磋商描绘着他虚构身份的变化轨迹，不诉诸于任何个人‘独立性’（integrity）的理想，因为真正的‘独立’恰恰在于不被其腐蚀。”（第187页）
即便是最悲观的存在主义者，也将自己在异化世界中的处境描述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困境”。对他们而言，本真选择是去解决。“从根本上说，虚无主义的真理必须被克服，而承诺的诡计便是他们所选择的解决方式。” 只有这样，存在主义者才能解决此在的问题。
相比之下，虚无主义的利己主义者的策略则是另一种诡计，它“反映并推进”虚无主义的利己主义，“在一个所有回应都毫无意义的世界中被毫无意义地采纳，且有意识地从一个它认为本无意义的情境中将意义剔除”（帕特森，第188页，粗体为笔者使用）。因此，利己虚无主义者的姿态是对人类的极端背叛。在发现世界的无意义问题后，他陷入了唯我论的答案——在拥抱瓦解与毁灭中为自己找到了意义：但他摄入“食粮”——并在消费那些被他视为“所有物”的人和物时生长壮大。正如帕特森所言：“虚无的利己主义者追求自我满足的原始目标，只有在一个映射他自身毁灭的世界中才能实现。”
（正如帕特森似乎认为的那样）存在主义作为我们文化中的核心信念模式之一，是否必然会得出这一结论？在这个世界中，“根据存在主义者自身的承认，追求个人独立性的目标是否注定失败？”
诚然，在萨特的 “旧” 存在主义中，所有人与事都注定归于虚无，那么尽管我们必须通过选择来试图定义自己，这种尝试也永远不可能成功。因此，对存在的唯一回应便是徒劳与绝望。但如今一种“新”存在主义正在兴起，其观点截然不同：如路德维希·宾斯万格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著作所呈现的，意义是可能存在的——世界充满意义，我们充满潜能。从这种哲学人类学的视角，我们能看清施蒂纳思想的谬误。一方面，施蒂纳仍然使用了语言：写作本身便是共在、联结、沟通、关切与价值观的体现。这是符号动物（animal symbolicum）的行为，将我们与全人类联结在一起。正如帕特森所指出的，施蒂纳严格来说不是唯我论者，因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多次提及其他自我，且他以第一人称复数与他们对话：“你们于我、我于你们，都不是更高级的存在……让我们追求片面性吧。”唯一者并不真的唯一：它是一个他所认同的形而上学实体。对施蒂纳而言，撰写一本面向他人的书，本身就是对其虚无主义立场的背叛。而这必然会导致其绝对虚无主义的瓦解——因为一旦他以这种方式含蓄地承认他人的存在，他对他人的“利用”就必然会损害他人追求自身独立性的能力。此外，写书便是试图说服他人，这本身就肯定了目标的存在，并暗示了他所否定的那种价值观。我们可以怀疑，这种参与对话却又否定对话意义的人，是精神分裂的。
（译者按：大的要来了）
帕特森博士明确认为施蒂纳是精神分裂型人格。他对施蒂纳唯一者诞生过程的描述（无意识地）如同对一次分娩的描述：“‘自由者’那空洞、不可穿透的自我，在剥削世界的过程中否定并消费世界，这正是‘创造性虚无’的胚胎；‘唯一者’的身份以之为核心并从中诞生，继而在他所降临的物质与社会宇宙中肆意破坏与攫取。”（第52页）
施蒂纳使用的物质性词汇（“我的食粮”）隐含着一种生理意义，体现了“未出生婴儿”的“口腔自我”。对施蒂纳而言，世界是原初的乳房，可供抚摸与吸干；是一具可被掏空的躯体。他害怕人际关系可能导致奴役与僵化，这正是一种精神分裂型恐惧（第179页）。他“耗尽生命”的冲动也属于精神分裂型冲动：“享受生命意味着耗尽生命……如同使用蜡烛般耗尽它……”（第180页）只有精神分裂型人格才会认为生命中只存在有限量的可供“耗尽”的东西，或者人对生命的态度应表现出这种“吸吮冲动”。
结合莱因（Laing）在《分裂的自我》中对精神分裂型困境的分析，我们便能理解施蒂纳整个追求自主性的方式。他通过“虚假的男性行动”（false male doing）与理智上的憎恨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他的身份似乎由随意拼凑的碎片构成——他的真名是约翰·卡斯珀·施密特。
事实上，在撰写《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后，施蒂纳便过着懒散、拖沓的生活。这本书是他唯一一次自我主张的行为：构建了一个供自己践行的否定性理智体系。施蒂纳对他人与周遭环境漠不关心。他过着“非生活”，秉持着“非哲学”。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当代的利己虚无主义文化所蕴含的意义——其世界观与施蒂纳的思想极为相似。施蒂纳最终使人们厌倦并失去了影响力：他的未来已然消逝。如今，这种精神病理层面的“未来丧失”在我们的文化中随处可见，尤其体现在对儿童福祉日益增长的漠视上。
恩斯特·舒尔茨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疾病档案》（Archiv für Psychiatrie und Nervenkrankheiten）的《偏执性妄想体系中的施蒂纳思想》（Stirnerische Ideen in einem paranoischen Nahnsystem）一文中指出，施蒂纳的著作展现出诸多偏执妄想的特征——但它未被判定为精神疾病，因为施蒂纳愿意使他为自己所主张的无边界的、利己主义的不负责任态度也为他人所主张（译者按：不双标）。
但帕特森承认：“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所倡导与践行的自我专注、破坏性与否定性，是这位既是作者又是书中主角的哲学家所患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概念化表达。”（第18页）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构建一个偏执-分裂型理智体系的人，自身未必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正如冈特里普（Guntrip）所指出的，世上有许多精神分裂型人格者，他们绝对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完全能够过正常生活。帕特森博士恳请我们，不应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斥为“偏执幻想的病态产物”。我们必须首先对该书内容进行客观的阐述与分析。但施蒂纳虚无主义的精神分裂型本质，对我们的分析而言依然至关重要。
施蒂纳是父母老来所得的独子，父亲在他尚处襁褓中时便去世了。母亲后来嫁给了一位年长很多的男人，并在他四岁时离开了他数月。他的童年经历了多次迁居，父母的角色由教父教母承担。施蒂纳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四年里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他的一生从未持续追求过任何目标，也从未建立过任何稳定持久的人际关系。
施蒂纳经历过两次婚姻，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婚姻期间，有一天他偶然瞥见了妻子的裸体，此后便拒绝任何身体接触。第二任妻子说她 “既不尊重他，也不爱他”。“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与任何人建立过互爱的关系。”
所有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一个精神分裂型人格的现象学画像：一个只能依靠偷来的碎片勉强支撑自我的人。他的哲学似乎由此必然产生：“我们彼此间唯一的关系便是可用性、实用性、被利用性”；“我并非与其他自我并存的自我，而是唯一的自我”。
施蒂纳谈及“创造自我”——这正是精神分裂型人格认为自己必须做的事。由于他不得不窃取碎片并创造一个虚构的自我，他便不尊重自然的创造过程。“我无视自然、人类及其法律、人类社会及其情感，并切断了与这一切的所有普遍联系……”面对这一切，施蒂纳都以“自我的内心安宁”来对抗。
若我们接受温尼科特（Winnicott）的观点——游戏既是文化的起源，也是自我发展的途径——那么我们便能理解，当某些问题在婴儿期未能以正常方式解决时，某些思维与文化形式可能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绝望尝试。马苏德·汗（Masud Khan）延伸了温尼科特的理论，认为性倒错也属于此类现象。帕特森有一章题为“作为游戏的哲学”（philosophy as play）：“施蒂纳作为唯一者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或体系世界，其态度本质上是游戏者的态度……施蒂纳无疑充分表明，成为虚无主义者，本质上就是在通过当虚无主义者游乐……”（第310页）
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评判，不如说是一种现象学诊断。我们可将其与罗伯特·斯托勒（Robert Stoller）和马苏德·汗对性倒错中反常游戏形式的分析联系起来——这类游戏的潜在冲动是剥削甚至毁灭他人。在病态文化边界处的诸多当代现象中，存在着“付诸行动”与轻浮的奇特结合。如今许多文化反常都属于“罪恶的轻浮”，并倾向于助长毁灭“他人” 的冲动。帕特森博士看到了其中“付诸行动”的特质：“与存在主义者不同，始终如一的虚无利己主义者会毫无愧疚与自责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他只需‘付诸行动’，践行自己所选择的虚无主义身份。”（第310页）
虚无主义者不做承诺，也拒绝认真对待任何人：“在虚无主义的世界中，他对虚无主义身份的选择既非特权，也非必然；但一旦做出这一基本选择，就必须以轻浮的态度去欲求并践行它，这是必然的。归根结底，虚无主义就是拒绝认真对待任何事物、任何人。施蒂纳无疑充分表明，成为虚无主义者，就是在通过当虚无主义者而游乐。”（第310页）
如今，文化虚无主义者的“游戏”受到追捧，但每周都有证据表明这种虚无主义正产生骇人听闻的影响。[1] 然而，由于“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意义，公众与评论家便犹豫是否要进行批判，对话就此失败。
但如果利己虚无主义成为我们文化所宣扬的基本人生态度，它的政治意涵是什么？如帕特森所言，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施蒂纳式的、自我中心的冷漠成为了普遍的态度”，这将是“一个濒临解体的社会”。当然，无论是否听说过麦克斯·施蒂纳，当今世界都已经采纳了他的生存态度，“无根性、不负责任、破坏性、追逐私利” 正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衰落还具有形而上学意义，它代表着“一种对万物的明显无价值、普遍徒劳、深刻且吞噬一切的无意义的体验”。因此，施蒂纳的立场催生了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塞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中所描述的“对非存在的渴望”：无法对任何现有存在模式怀抱信心——这对社会意识与民主而言都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此外，正如罗洛·梅（Rollo May）所指出的，危险在于人们会通过暴力来摆脱冷淡与失范。利己虚无主义可能引发集体性的仇恨蔓延。如帕特森所述，施蒂纳的哲学或许过于自我主义，以至于无法形成集体——因为即便是以破坏为宗旨的集体，也意味着屈从于某种理想，而唯一者憎恶一切理想。但我们知道，一种对任何破坏行为都无所顾忌的哲学，即便是在“游戏”中，也能传授血腥的训诫——例如，一些年轻人装扮起来，演绎某些电影中被美化与正当化的仇恨游戏，而这些电影的“哲学”显然是施蒂纳式的。
[1] 本周，《时代周刊》的一位评论家称赞一部情节为女人和熊做爱的小说；另一部男人和猪做爱的电影备受讨论（并有望在公共基金的支持下上映）。《国际艺术工作室》（Studio International）最近论称布雷迪儿童谋杀案可以被视为艺术作品，因行为发生后他眼中的景观有所不同。这意味着接纳致命的变态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