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618:假使汉成帝复活,也不能得到天下,何况他的冒牌儿子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618《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九卷-16

不察察于小过,方能得天下之心

寇恂返回上谷,便与上谷长史景丹以及耿弇率军一同南下,与渔阳部队会合,所经过的地方,斩杀王郎任命的大将、九卿、校尉及以下,共计三万人,夺取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等二十二县。

前锋到达广阿,听说城里兵马很多,景丹等便停兵打听是什么人的军队,回答说:“是大司马刘秀的。”

将领们喜悦,立即来到城下。

广阿城下最初谣传上谷、渔阳二郡的军队是王郎派来的,大家都很恐慌。

刘秀整治军队,亲自登上西城楼,询问来意。

耿弇在城下拜见,刘秀立即请他进城。耿弇说明了两郡发兵经过。

刘秀把景丹等将领全部请到城中,笑着说:“邯郸将领屡次说‘我们征发了渔阳、上谷部队。’

我姑且应付说‘我也征发了渔阳、上谷部队。’

想不到两郡真的为我而来!我正要与各位官员共同建立功名。”

于是任命景丹、寇恂、耿弇、盖延、吴汉、王梁都当偏将军,让他们回去统领自己的部队,擢升耿况、彭宠为大将军,封耿况、彭宠、景丹、盖延四人列侯。

吴汉为人朴实忠厚,不善言辞,遇到紧急情况,词不达意,然而沉着有谋略。

邓禹多次向刘秀推荐,刘秀逐渐对他亲近器重。

刘玄派尚书令谢躬率领六位将军讨伐王郎,没有进展。

刘秀到,两军相合,向东围攻巨鹿,一月有余不能取胜。

王郎派将进攻信都,城中大姓马宠等打开城门迎接。

刘玄派兵攻破信都,刘秀让李忠返回信都,代理太守。

王郎派遣将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巨鹿,刘秀在南栾迎战,不顺利。

景丹等人发骑兵突击部队进行攻击,倪宏等大败。

刘秀说:“我听说骑兵突击部队是天下的精兵,今天看见它战斗,高兴得不能用言语来表达。”

耿纯向刘秀建议;“我们长期围守巨鹿,官兵将会疲惫。

不如趁大军士气旺盛进攻邯郸。如果王郎被诛,巨鹿用不着战斗,自会服从。”

刘秀采纳。

刘秀留下将军邓满继续围困巨鹿,自率大军向邯郸挺进,连续战斗,打败敌人。

王郎派谏大夫杜威请求投降。杜威强调王郎确实是汉成帝的嫡亲骨肉。

刘秀说:“假使汉成帝复活,也不能得到天下,何况他的冒牌儿子?”

杜威请求封王郎万户侯,刘秀说:“饶他不死已经够了。”

杜威大怒离去。

刘秀发动猛烈攻击,历时二十余日。王郎少傅李立打开城门让汉军入内,邯郸陷落。

王郎乘夜逃走,王霸追铺擒获,就地斩首。

刘秀检查王郎的文书,发现有自己的官吏与平民的奏章数千,奏章上除了向王郎表示效忠外,还有毁谤刘秀的内容。

刘秀并不察看,集合全体将领,用火烧毁奏章,说:“使背叛的人安心。”


感思:刘秀与耿弇、景丹等人在广阿城下的戏剧性会师,不仅是军事上的转折,更是人心向背的生动写照。

广阿城下的笑声,是乱世迷雾中志同道合者的彼此确认。

当谣传中的“敌军”瞬间变为“我师”,刘秀那句“我姑且应付说‘我也征发了渔阳、上谷部队’,想不到两郡真的为我而来”,既有命运弄人的幽默,更透出乱世中道义凝聚的磅礴力量。

这不是偶然的兵力叠加,而是天下心向刘秀的必然。

耿纯劝刘秀放弃久攻不下的巨鹿、直取邯郸时,难免让人想起此前王莽大将严尤对王邑的相似建议(详见读书笔记604):放弃昆阳、直取宛城。

王邑以“百万之师,所过当灭”的傲慢,执著于碾压式攻城,拒绝采纳严尤建议,终在昆阳溃败,成为新莽政权崩盘的转折点。

而刘秀果断采纳耿纯之策,率主力奔袭邯郸,终破王郎。

两者对比,不仅是战术选择之差,更是领导者性格与格局的写照。

王邑迷信兵力优势,追求“屠城”的威慑;

刘秀则清醒认知战争本质在人心与势变,敢于放弃局部执念、直击核心。

这正是刘秀“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的用兵哲学体现:在战略关键处敢冒险,在细枝末节上不纠缠。

自此,刘秀完成了从流亡到立足、从防御到进攻的蜕变。

耿纯献策正是这一转折的催化剂:当实力积累到临界点,敢于直捣黄龙才是突破僵局的关键。

刘秀集合众人焚烧奏章的举动,其精妙之处在于,这并非一时冲动的宽恕,而是一次精心设计、影响深远的政治表演:

从“清算过去”到“锁定未来”。那些奏章是效忠王郎、甚至诽谤刘秀的“罪证”。

若逐一审查,必能揪出叛徒,施行惩戒,这似乎是胜利者的天然权力。

但刘秀看到的更远:河北初定,人心惶惶,无数人曾为自保而首鼠两端。

若追究到底,会迫使这些人为了掩盖小过而铤而走险,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

一把火,烧掉了过去的包袱,也烧出了一片让人安心效忠的未来。

将被动妥协变为主动施恩。这种行为超越了简单的“不追究”,它主动创造了 “所有人都欠他一份人情” 的心理局面。

那些心怀鬼胎者,本已准备接受惩罚,却意外获得了赦免与新生。

这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能将曾经的动摇者转化为最忠诚的支持者。

刘秀的“一次性大赦”,其震撼力与收效远胜于零星宽恕。

刘秀通过此举,向所有追随者传递了清晰的信息:

我关注的是当下的忠诚与未来的功业,而非过去的无奈与苟且。

这与他后来“柔道治国”、“总揽权纲、量时度力”的方略一脉相承。

他塑造了一个目标明确、讲究实效、懂得抓大放小的领袖形象,这对于团结成分复杂、来源各异的创业团队至关重要。

同样是一把火,项羽焚毁咸阳宫室与财宝,是毁灭与泄愤,烧掉的是民心与未来;

刘秀焚烧背叛文书,是宽容与重建,烧出的是团结与希望。二者格局,高下立判。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刘秀的“不拘小节”,始终服务于“重大节”,即 建立政权、恢复秩序、赢得民心 的根本目标。

他不计较下属曾经的动摇(小节),但高度重视他们此刻的忠诚与未来的效用(大节)。

这是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政治计算,将有限的资源(注意力、信任、惩罚权)投向了产出最高的领域。

刘秀此举不仅是气度,更是顶尖的政治谋略。

它用最低的成本(放弃追责),收获了最高的回报(人心安定、团队凝聚、形象升华),堪称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化潜在危机为统治资产的经典案例。

这也印证了那句:“不察察于小过(不去苛刻地追究下属或百姓微小的过失),方能得天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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