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想起徐志摩给陆小曼情书中的一段：“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徐志摩是真性情人，他的这段话似乎可以拿来作为那些纠结于分手与否的男女们做决断的法条吧。
72. 真性情是可宝贵的，艺术讲求这“真性情”，做人也讲求这真性情。但性情总是要被理性约束的，只不过有的人更性情些，有的人更理性些。理性约束性情，那么人应该破除理性了？当然不行。人是集人性与动物性于一身的，有人性的一面，也存在着动物性的一面，有善性情，也有恶性情。没有理性约束，人的动物性即恶性情充分暴露那是何等可怕。
73. 说到人性、动物性，又想到孟、荀之性善、性恶的争执，其实孟、荀各执所偏了。人来自动物界，人本身既为动物，高级动物而已，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动物性，这一点恩格斯已下断语。人类自身的发展即是不断摆脱动物性走向人性。说人性“善”只看到人之“人性”，说人性“恶”则只看到人之“动物性”，因此孟、荀各执所偏了。
74. 古人说“财与命相连”，和命相连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单单说“财与命相连”？无非因为财与命的关系超过其他一切，物质的基础和决定作用古人比马克思更懂。财对人的影响、对人的改变难以尽说，但一种坏的影响必须警惕，财令势张，势令智狂，狂令人亡。人一生的财富、地位，本命要足以扛得住。许多人财积如山，却难以身受，早早殒命，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人一生消费的财富亦有定数，本命的禄粮早早食尽，下场只能是早赴黄泉，所谓：“人无寿夭，禄尽则死”。“天有定数，地有定理，人有定量”，不可不知，不可不信！“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不可不慎，不可不戒！
75. 与文字打交道多年，笔头所记总难对应心中所想。有时想的很多，下笔时却难寻踪迹。有时自觉心中已有条理，一下笔却疑窦丛生。把思维外化为语言，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整理和技术处理的过程。对已有观点自我质疑，对观察角度不断调整，由模糊而清晰，由粗略而细化。表达方式的选择，用词造句的推敲，过渡转折的衔接，同时要厘清总分、并列、递进、主次多种逻辑和层次关系。把大体模糊的思想组织成文章，做到血肉丰满、经络贯通、文风鲜明，还要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难矣哉！
梁启超先生说过：“结构成一篇妥当的文章，有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地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这个要求看似寻常，其实做到并不容易。”
76. 电视节目中“感伤癖”和“哀怜癖”的流行，让人不自在。小孩子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他们不懂得作伪、掩饰。成人已不具有任情的权利，应该有理智和控制，更不要说故意的滥情、煽情。“感伤癖”是“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的“自然倾向”。说是自然倾向，其实人人都有夸大自己苦难的习惯，习惯成自然，成人的自然其实已不复为自然。台上的人是感伤癖，让嘉宾和听众无法不表现出哀怜状，形成哀怜癖。“修辞立其诚”，其实任何事情都要立其诚。小孩子的诚是自然，成人的诚在于节制。
77. 总觉得自己的文字干瘪无趣。梁启超对无趣的生活作了界定，一是“石缝的生活”，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一是“沙漠的生活”，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我于生活，倒没有这两种感觉，但表达起来却总缺少一种笔舌的灵慧，想来和情感有关吧。 梁启超认为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而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的确，个体生命的完满不仅在于理性、道德的完善与实现，也在于情感的丰沛和浓烈。
78. 目前的行政审判岗位三年多，到手的案件，基本能一眼洞穿，症结何在？焦点何在？审判思路在心中是明晰的、确定的、自信的。哪些疑问需要清除？专门做深入的材料搜集、对比分析和研判，形成自己的确信，总之，案件审理得心应手。那种理不清头绪、找不到审判思路、对判决结果拿不定主意等等而产生的纠结、焦虑、压力，越来越少了。中医有句话：“三年学个好郎中，十年学个糊涂虫。”关键在于用不用心。
79. 当年学开车时父亲告我：看远扫近。对于生活也一样，盯着远处，扫视近处。《尚书》说“视远惟明”，父亲的话竟与古人不谋而合。
80. 练拳要求一种状态，书法也要求一种状态，都要求静、稳、松、慢。人生的状态，也要求这样，要沉静不漂浮，要沉稳不急躁，要放松不固执，要放慢不紧赶。练拳、练书法的状态，无疑会潜移默化为生活中应对人事的状态，潜移默化为生命的状态，这就是艺通于道。状态基于心态，状态要靠心态调整，游于艺实际是修心。修心、修行、修性，最终是修命。个人的心态决定个人生态，社会的心态决定社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