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回乡，还能从残痕断壁处看到当年的标语：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看着远远近近的村落，稀稀拉拉散落在大山的皱褶里，留守的老人和残缺的标语还时不时提醒着时代的脚印。
读过了莫言的《蛙》，那段啼笑皆非的过往，在年轻人看来如同一部虚构的奇幻小说。
我就是“计划生育”最严格的年头出生的。
因为我的出生，父亲被罚了两千元，还差点把工作都丢了。父亲当时的工资一个月只有三十元，他跑东家借西家凑够了罚款。后来，他断断续续花了十年的功夫才还清了所有的欠债。我可真“值钱”啊。
小时候，家人总说我是买来的，我一度委屈地想离家出走，想去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买小孩这件事，笼罩着我的整个童年，我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要买小孩。父亲一直没有提起罚钱的事。只有母亲生气的时候说我不值当，还不如送给别人。
女孩不值钱，但为什么又要买我回来呢？小小的我，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彻夜难眠。
我的母亲第一胎就是个儿子，很是她的骄傲，她总说：生了儿子，女人才能抬得起头。她还想要再生一个儿子，所谓“虎虎生威”，没人再敢欺负她。可谁知，她生了一个女儿，嫌弃地不想多看一眼，甚至想过送了人，再来生一个。谁料，女儿在“市面”上没什么行情，谁会稀罕养个女儿呢？农村人，一心想着生儿能撑腰，谁吃饱了撑着会去收养一个女娃？
母亲的三胎计划落空了，一是因为女儿送不出去，二是因为父亲不愿意再冒险，毕竟吃公家的饭，不敢越雷池半步。
母亲在妯娌当中，算是幸运的一个了，头胎是儿子，就跟中了状元一样。而我的大婶，就没那么幸运了，接连生了三个女儿，都没能生个儿子。
生不了儿子，再哪儿都不受待见。在妯娌面前没面子，低人一等；在婆婆公公面前，犹如带罪的犯人；在丈夫面前，像是呼来唤去的丫鬟。就连小姑子们，一声嫂子都不喊，名字被喊来喊去，就像是踢来踢去的球。
婆婆怼着大婶骂：“母猪婆一窝还能有个公仔，你生几窝都没个带把儿的。”
大婶是个明理的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她也不气馁，虽说粗茶淡饭，甚至没几顿饱饭，但她生了一个，隔年又能怀上一个，总给她带来无尽的希望和恐惧。
恐惧什么？恐惧被计生委的人逮着，被“计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