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夏礼：夏朝之礼制。
杞：即杞国，夏朝灭亡后，商朝国君为了安置夏王室成员，为他们在杞地建立杞国（今河南杞县一带）。杞县是个小国，所以常受强邻压迫，被迫屡次迁徙，从现在的杞县搬到现在山东的新泰市（属泰安市），后来又搬到昌乐县（属潍坊市），最后搬迁至安丘县（属潍坊市）一带。杞国于战国初年亡于楚国。国祚延绵一千多年。《史记》虽有“陈杞世家”，但对杞国的描述仅有270多个字，而且还特别强调：“杞小微，其事不足述。”杞国虽小，但毕竟是夏王室之后，存有夏礼，所以孔子为考察夏礼而特地到访过杞国。《列子-天瑞》中所说的“杞人忧天”的故事就发生在杞国。
足：象形字，原来是人体下肢的总称，后来特指“脚”，如“画蛇添足”，进而延伸为器物的脚，如“三足鼎立”。“足”假借为充实，完备、足够。如：“足以”，“充足”。后又由完备充足延伸为值得。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足为外人道也”。“足”还有富裕的意思，如“富足”。重庆的大足县（由武则天赐名），其足就是富裕的意思。
征：有目标的远行。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彳（chi）从正。会向某地出发之意，“正”兼表声。“征”的原义为有目标的远行，如李白《送友人》：“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行军作战需要长途跋涉，所以延伸为征讨，征伐。如：“东征西讨”。“征”也用作“徴”的简化字，有征召之意，如《后汉书-张衡传》：“征拜郎中”。也引申为求取，索取，如“征稿”，“征税”。“征”还有“证据”的意思，如《左传》：“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征信”一词即源于此。“征”还引申为迹象，征兆。如“征候”，“特征”等。
殷礼：商朝之礼制，商朝国都有几次搬迁，最后定在殷地（今河南安阳市境内），所以商也叫殷商，也叫“殷”。
宋：即宋国（前1114年—前286年），建于西周早期的一个诸侯国，国都在商丘。国君为子姓宋氏。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处死了武庚，遵循“兴灭继绝”的传统，封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丘，建立宋国，并封为公爵，特准许其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与周为客。
宋国地位特殊，被周天子尊为“三恪”之一，“三恪”就是三个前朝王室子孙们所建立的国家，另外两个分别是陈国（舜之后），杞国（夏之后）。宋国晚期国力强盛，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18年，宋国“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余里，西败魏，取二城，灭滕（今山东滕州市）。”可见其国力之强，被后人称为“五千乘之劲宋”。宋襄公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和吴国一样，如此强大的国家却是最早被灭的诸侯国之一。公元前317年，宋国国君自称为王，公元前286年，齐国发兵灭宋。宋立国761年，共26世，32君。
文献：文，典籍也。献，贤也，特指多闻而熟悉掌故的人。文献即有历史意义或研究价值的载体，包括图书，贤者等。史上首次出现“文献”一词即于此处。
全文理解为：孔子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上几句，但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明；殷代的礼仪制度，我也能说上几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明。这是杞、宋两国的历史资料和知礼人才不足的缘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和懂礼的人才，我就可以验证这两代的礼了。”
这一章讲的是孔子对“礼”的发展史的研究。孔子虽然熟知各朝的礼法，但由于不能通过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以及贤人验证，便对古礼秉持保留的态度，不敢妄言。孔子的这种治学态度，也为后世之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这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有根有据，尤其是做学问。
当今社会，有些人为了利益，不管是非曲直，仅凭非常有限的资料，胡编乱造的现象比比皆是。跟孔子的治学态度比起来，显得实在是太浅薄了。
实事求是的刘德
“实事求是”的意思指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该词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对刘德的评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所以刘德成为中国历史上“实事求是”第一人。
刘德（前171年－前129年），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西汉宗室成员、大臣、藏书家，汉景帝刘启第二子，废太子刘荣同母弟（母为栗姬），汉武帝刘彻（母为王美人）之兄。于公元前155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今河北沧州河间市一带）王。刘德非常喜好儒学，衣着服饰，言行举止都仿效儒生，山东的众儒生多依附于他。
当时儒学还未成为正统。经过秦末的战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典籍留存很少，读书人也是凤毛麟角，想恢复儒学谈何容易？这时，河间王刘德应时而起,“于灰尽之余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
刘德为王26载，始终没有卷入诸王争权的政治漩涡，而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之中。
为了收集书籍，刘德的足迹遍布洛阳、山东、河北等地。他不畏劳苦，身体力行，凡闻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前去以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给百姓；对不愿出让的，他就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这对当时的绝大多数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知识分子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送给刘德。对这些人，刘德均给予重用和奖金。其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
刘德还亲自参与了古籍的整理工作，他以名儒毛苌（毛亨之侄，毛遂后人，湖南韶山毛氏先祖，《诗》的传人，今河北邯郸市鸡泽县人）、贯长卿（毛苌弟子，毛诗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今河北河间市人）为博士，王定为史丞，又广招天下著名学士，对所得之书进行实事求是地研究、整理。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对残缺不全、字异文非和不同版本的古籍，必组织群儒进行研讨辨析、勘误订正、精心校理后，才整理成册。
经过艰苦的校勘工作，刘德整理出大批的正本古籍，对于当时书典十分匮乏的汉朝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史载刘德多次车载《诗》、《书》等古籍应诏入朝，汉武帝刘彻看到刘德带来这么多书，十分高兴，每次都要举行隆重的接书仪式。
尽管刘德一心扑在古籍整理上，后来还是因为遭汉武帝的猜疑而忧悒成疾，于公元前129年逝于封国，年仅58岁。由于其对文献资料的突出贡献，刘德死后谥号为“献”，史称“河间献王”，刘德的作为受到知识分子的狂热追捧，班固在《汉书》中专门为之立传，其传首就评价刘德治学“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