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广东突然降温，一夜之间。我把压在集装箱底下的羽绒服翻出来，是在去年三月份时逛街碰到大减价买的，漆黑的底色上面点缀着规则的白色波点，实在难看，但幸好还暖和，暂时能罩得住这突如其来的寒冷。
穿上羽绒服的那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于是我给以前做兼职的地方发了个微信，问他还缺不缺人，他回复得很快，缺。
于是我当晚就去了，辅导班在一栋民房的二楼，走过逼仄的红色瓷砖小楼梯就能看见一张还算干净的小铁门，大厅里摆着新置办的几张彩色小圆桌，墙上贴着去年的世界地图，世界没变，所以地图也没变。之前来教小孩子的时候我大二，教的是二年级的学生，今年老板要我教三年级的。
拿到花名册的时候看见那些熟悉的名字，所有在小学破旧大铁门前给小朋友点名的回忆全部又鲜活了起来，似乎有一年的长篇空白，我什么都没做，没有上课，没有谈恋爱，没有旅游，没有失恋，我就是站在这块缺了角的红色瓷砖地板上，转了一个圈，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过了一年。
那一刻的慌张，像脚底沾满撒哈拉沙漠的沙子的骆驼群从我毫无防备的小心脏上慢悠悠地踩过，持续发力带走了我所有的安逸，于是我发现我不仅是少了钱，而且还少了命。
接到小朋友的时候，她们大多已经不记得我是谁，还以为我是新来的兼职老师，我反复地提醒她们：去年的夏天和秋天，我长头发，交替穿着灰色和黑色的衣服，对你们很凶。
但她们确实不记得，是没有一点印象的那种不记得，连一句似懂非懂从第三声转到第二声的“哦～”，都没有。
由于降温，那天下午没有夕阳，只有一望无际的阴冷，还有侵入骨髓的潮湿，我站在她们的校门口，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花名册上熟悉的名字、身上熟悉的绿白色校服，对每一个抵达校门口的小朋友微笑示意。那种感觉就像似乎上一次接她们去辅导班还是昨天的事情，我笑着迎接她们跑到我身边，摸一摸脸，问她们今天在学校怎样，中午有没有吃饱，她们一边忙着把零食塞进嘴里一边敷衍地回答我，顺便还举报了另外一个迟到的小朋友，他因为没完成作业而被老师罚扫地。她们像以前那样环绕在我的脚边，把脸埋在我的衣服里面，只是今时又不同往日，可能是一夜之间的成长，也可能是恰巧没有塞满嘴巴的零食，她们的问题变得庄重而有深意：
“你是谁？你以前教过我们吗？你姓什么？我不记得你的。”
昨天与今天，分明只有一夜之隔，她们却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就像有人趁着她们做梦的间隙把我从回忆里抹得一干二净，还强行在她们的脑袋里植入了那些颇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下次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