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盛世
兴武二十年秋，汴京。
陈和尚六十岁了。
这个年纪在十三世纪已经算得上是老人了。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洛阳麦田里的垄沟一样纵横交错，腰背微微佝偻，走路的时候需要拄着一根拐杖——不是因为他走不动，而是因为二十年前在三峰山上留下的旧伤，每到阴天就会隐隐作痛。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不是年轻时那种烈火般的、灼灼逼人的亮，而是像深秋的湖水，平静、深邃、包容万物。
登基二十周年庆典之后，陈和尚的生活渐渐平静了下来。他把朝政的大部分事务交给了杨宏道和耶律楚材，自己只过问最重要的大事。每天早朝之后，他会到后苑的菜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的那些韭菜和萝卜。二十年过去了，这片菜地被他经营得像一块黑缎子——松软、肥沃、油光发亮。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萝卜拔了一拨又一拨，土地不但没有贫瘠，反而越来越肥沃。
“陛下，”杨宏道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您又在看您的菜地了。”
陈和尚没有回头，只是笑了笑：“杨先生，你看这韭菜，长得多好。今年雨水足，阳光好，韭菜比去年高了整整两寸。”
杨宏道走到他身边，低头看了看那片绿油油的韭菜，叹了口气：“陛下，您是一国之君，不是菜农。整天惦记着这几畦韭菜，传出去让人笑话。”
“让人笑话？”陈和尚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杨先生，你知道种地和治国有什么共同点吗？”
杨宏道愣了一下。
“种地的人都知道，土地是有脾气的。你不能光种不养，种一年就要休一年，或者轮作。你也不能光施肥不松土，肥施多了土地会板结。你更不能拔苗助长——那是蠢人才干的事。治国也是一样。你不能光索取不回报，不能光收税不养民，不能光图快不图稳。二十年前，大金是一块死土——板结的、贫瘠的、种什么都不长的死土。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深耕、施肥、轮作，现在，它变成了一块活土。”
他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捏了捏，然后松开，让土从指缝间漏下去。
“杨先生，你看这土——松软、湿润、透着油光。这才是好土。好土不需要你天天去翻它，你只要给它阳光、雨水和时间，它自己就会长出好东西来。治国也是一样。好制度不需要皇帝天天去管它，你只要给它空间、资源和时间，它自己就会运转起来。”
杨宏道看着陈和尚的背影，沉默了很久。二十年前，这个年轻人在洛阳的麦田里对他说“我为洛阳的六万亩麦子而战”的时候，他还觉得这是一个武将的豪言壮语。二十年后，这个老人站在汴京皇宫的菜地边上，用一把土来解释治国之道——他已经从一个武将，变成了一个哲人。
“陛下，”杨宏道的声音有些沙哑，“您老了。”
“老了。”陈和尚笑了笑，没有否认，“杨先生，你也老了。你的头发比我白得还厉害。”
“臣今年六十三了。”
“六十三……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二十一年。兴武元年，臣在洛阳的帐篷里第一次见到陛下。”
“二十一年……”陈和尚抬起头，看着天空。秋天的天空很高，很蓝，很遠。几朵白云在天边缓缓移动，像一艘艘远航的帆船，驶向看不见的远方，“二十一年，真快啊。三峰山好像是昨天的事。”
“陛下，臣有时候觉得，这一切像一场梦。”
“梦？”陈和尚摇了摇头，“不是梦。梦醒了就没了，但这一切是真实的。洛阳的六万亩麦子是真实的，汴京的一百万百姓是真实的，从太平洋到多瑙河的万里疆土是真实的。就算是梦，也是一个好梦。”
他转过身，面对着杨宏道，目光平静而深邃。
“杨先生，谢谢你。二十一年来，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大金。”
杨宏道的眼眶红了。
“陛下，臣不过是尽了一个臣子的本分。”
“不是本分，是恩情。”陈和尚走上前，拍了拍杨宏道的肩膀，“杨先生，我记得你在洛阳说过——‘大金没救了，但大金的百姓还有救。’这句话，我记了二十一年。”
杨宏道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兴武二十一年至兴武三十年，是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史称“兴武盛世”。
在政治上，陈和尚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官僚体系。三省六部的制度被进一步规范和细化，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罢免都有了一套明确的程序。科举制度被推广到了全国，每年录取进士三百人，其中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各占一定比例。武举也正式设立，每年录取武进士一百人，从各地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
在经济上，金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屯田制度被推广到了全国，到兴武三十年，全国的耕地面积比兴武元年增加了三倍，粮食产量增加了五倍。水利工程得到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新建——黄河、淮河、运河、汉水等主要河流的堤坝被加固，灌溉渠道被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商业税被大幅降低，从十税一降到了二十税一，商人们蜂拥而至，汴京、洛阳、长安、成都、临安、泉州、广州等城市迅速繁荣起来。泉州和广州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东南亚的商船络绎不绝，丝绸、瓷器、茶叶、铁器、药材、香料、珠宝在这里交易，然后运往世界各地。
在文化上，陈和尚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文化发展的政策。他在汴京设立了“兴武书院”，聘请天下名儒讲授经史子集。他下令编纂《大金百科全书》，汇集天下典籍，分门别类，编撰成书。这部书历时十年，动用学者三千人，编成五千卷，涵盖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农桑医药、工艺技术等各个方面，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他还下令在全国各州县设立官学，免费招收贫家子弟入学。到兴武三十年，全国的官学数量从兴武元年的不到一千所增加到了八千所，在校学生超过五十万人。
在科技上，金国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洛阳铁坊的水冶技术被推广到了全国，铁产量大幅提高，质量也大幅提升。火药的军事应用开始起步——陈和尚从沈约的记忆中知道火药的配方和用途，但他没有急于发展火器，而是把火药主要用在了开山、修路、采矿等民用领域。印刷术也得到了改进，活字印刷被大规模推广，书籍的成本大幅降低，知识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指南针被广泛应用于航海，金国的商船可以远航到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甚至非洲东海岸。
在民生上，陈和尚推行了一系列福利政策。他在全国各州县设立了“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和弃婴。他下令减免贫苦百姓的赋税，每三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普查，把豪强侵占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他还下令在全国各地设立“惠民药局”，为贫苦百姓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这些政策，每一条都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巨大挑战。朝堂上的反对声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些世家大族、豪强地主、贪官污吏，无时无刻不在暗中阻挠和破坏。但陈和尚用二十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推行了下去。他像种地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往下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不急，不躁，不妥协，不退让。他知道，这是一场持久战——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兴武二十五年秋，陈和尚在汴京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科举殿试。三千名考生坐在皇宫前的广场上，面对着同一道策论题目——“论治国之道”。
陈和尚坐在龙椅上，看着广场上黑压压的考生们，心中百感交集。二十年前，他在洛阳开科取士的时候，只有三千多人报名。今天，仅仅是在汴京参加殿试的考生就有三千人——这还是从全国数万名考生中选拔出来的。这些人中，有女真人，有汉人，有契丹人，有渤海人，有奚人，还有来自西域和草原的考生。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说着不同的口音，但他们坐在一起，面对着同一道题目，为了同一个梦想——成为大金的官员，为大金效力。
他忽然想起了沈约——那个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校园里对着学生们讲蒙元史的副教授。如果沈约能看到这一幕，他会说什么？也许他会说：“历史真的改变了。”也许他会说：“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一家。”也许他什么也不会说，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然后笑一笑。
陈和尚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是完颜陈和尚，也是沈约。两个灵魂在他的身体里合二为一，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帝王。一个从三峰山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帝王。一个在洛阳种了六万亩麦子的帝王。一个带着三万骑兵打到和林城下的帝王。一个征服了从太平洋到多瑙河的万里疆土的帝王。一个在金国的土地上开科取士、不问民族、唯才是举的帝王。一个在汴京皇宫的后苑里种韭菜的帝王。
“陛下，”杨宏道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该您训话了。”
陈和尚站起身，走到大殿门口，面对着广场上的三千名考生。
“诸位，”他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苍老但有力，“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朝廷，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想当官，想治国平天下，这是好事。但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当官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欺压百姓。当官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你们记住这句话，一辈子都不要忘记。”
广场上鸦雀无声。三千名考生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向皇帝陛下叩首。
“臣等谨记陛下教诲！”
兴武二十六年春，杨宏道病倒了。
这位六十九岁的老人，在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撑不住了。他倒在中书省的案头上，手里还握着一支笔，面前的奏章批到了一半。御医赶来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陈和尚接到消息的时候，正在后苑的菜地里拔草。他扔下锄头，连手都没来得及洗，就赶到了中书省。他坐在杨宏道的床边，握着那只瘦骨嶙峋的、布满老茧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杨宏道昏迷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他终于醒了。他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和尚。
“陛下……”他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蜡烛。
“杨先生，别说话。好好休息。”
“陛下，臣的奏章还没批完……”
“奏章的事，你不用管了。我来批。”
“陛下，您是皇帝，不是中书令。批奏章是臣的事……”
“杨先生，你再不休息，你就死了。”陈和尚的声音有些哽咽，“你死了，谁来帮我批奏章？”
杨宏道看着陈和尚，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很虚弱，但很温暖，像冬天里的一碗热酒。
“陛下，臣不会死的。臣还没看到大金的千秋万代，怎么能死？”
杨宏道的病养了整整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陈和尚每天都会去看他，有时候带着奏章去跟他商量，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只是坐在他床边，跟他聊天。他们聊洛阳的麦田，聊三峰山的雪夜，聊汴京的朝堂，聊西域的沙漠，聊多瑙河的夕阳。那些记忆，像一颗颗珍珠，被他们一颗一颗地捡起来，串在一起，做成了一条长长的项链。
“陛下，”杨宏道有一次问他，“您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当皇帝。”
陈和尚沉默了很久。
“不后悔。”他终于说，“如果我不当皇帝，大金就完了。大金完了，洛阳的六万亩麦子就完了，忠孝军的弟兄们就完了，天下的百姓就完了。我没有后悔过。”
“那您快乐吗？”
陈和尚又沉默了。
“快乐？”他轻声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品味这两个字的味道，“杨先生，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不是在汴京的皇宫里，而是在洛阳的麦田里。那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麦田里看看麦子长了多高。中午的时候，我和流民们一起在田埂上吃饭，吃的是粗粮杂菜，但我觉得比皇宫里的山珍海味还香。晚上的时候，我坐在洛水岸边，看着夕阳西下，听着水声潺潺，心里特别安静。那时候，我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种地的农夫。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那陛下为什么不回去种地呢？”
陈和尚笑了：“杨先生，你这话问得有意思。我是皇帝，我能回去种地吗？我要是回去种地，大金怎么办？天下的百姓怎么办？有些事情，一旦你开始了，就不能停下来。就像种地一样——种子播下去了，你不能不管它。你要浇水，要施肥，要除草，要等它长大。等它长大了，你要收割，要脱粒，要磨面。等面磨好了，你要和面，要擀面，要煮面。等面煮好了，你要吃。等吃完了，你还要洗碗。这就是人生。你不能只挑你喜欢的事情做，不喜欢的事情就不做。你既然选择了种地，就要把地种好，把庄稼收好，把面煮好，把碗洗好。”
杨宏道看着陈和尚，沉默了很久。
“陛下，您说的这些，臣都懂。但臣想问的是——您快乐吗？”
陈和尚沉默了很久，然后笑了。
“快乐。不快乐的时候也有，但总体上，是快乐的。因为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救了我想救的人。我保护了我想保护的东西。这就够了。”
杨宏道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兴武二十八年，陈和尚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立了太子。
太子不是他的儿子——他没有儿子。他的妻子，金国的皇后，在兴武十五年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他也没有纳妃——不是因为他不好色，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他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仗和治国，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男女之事。
他立的太子，是完颜斜烈的儿子，完颜永济。完颜永济今年二十五岁，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从小跟着耶律楚材学习经史子集，跟着完颜斜烈学习骑射兵法。他不是一个天才，但他勤奋、踏实、善良、有责任心。在陈和尚眼中，这些品质比天才更重要。
立太子的仪式在紫宸殿举行，隆重而庄严。完颜永济跪在丹陛下，接受陈和尚的册封。陈和尚亲手把太子的冕旒戴在他的头上，然后扶他起来。
“永济，”他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从今天起，你就是大金的太子了。你知道太子意味着什么吗？”
“儿臣知道。太子意味着责任。”
“对，责任。不是权力，不是荣耀，不是享受。是责任。是对天下百姓的责任，是对大金江山社稷的责任。你记住，当皇帝不是让你享福的，是让你受罪的。你每天都要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你愿意吗？”
“儿臣愿意。”
“你知道为什么我选你吗？不是因为你是完颜斜烈的儿子，不是因为你是女真人，是因为你善良、踏实、有责任心。当皇帝不需要天才，需要的是良心。你有良心，这就够了。”
完颜永济的眼泪流了下来。
“父皇，儿臣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陈和尚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转过身，面对着大殿上的满朝文武。
“诸位，从今天起，太子监国。朝中的大小事务，先报太子，太子处理不了的，再报我。我要退休了。”
朝堂上一片哗然。
“陛下！”大臣们纷纷跪下，“陛下春秋鼎盛，怎么能退休呢！”
“陛下，大金离不开陛下啊！”
“陛下，请三思！”
陈和尚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诸位，我不是不管了，是换一种方式管。我今年六十八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不想死在龙椅上——那不是一个皇帝的死法，那是一个奴隸的死法。我要在还活着的时候，去看看我打下来的这片江山。我要去洛阳看看麦子，去西域看看沙漠，去多瑙河看看夕阳。我要在还走得动的时候，走一走。”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而且，太子需要锻炼。如果我一直坐在龙椅上，他永远都长不大。大金需要的是一个年轻的、有活力的、能够适应新时代的皇帝，不是一个老朽的、固执的、跟不上时代的皇帝。我该退了。”
朝堂上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再反对——因为他们知道，当陛下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不会再改变了。
兴武二十八年四月，陈和尚令太子完颜永济监国。他自己则带着几个随从，开始了他的“退休旅行”。
兴武二十八年夏，陈和尚回到了洛阳。
二十八年了。他离开洛阳的时候，是一个四十岁的壮年人，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他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头发全白，腰背佝偻。但洛阳还是那个洛阳——洛水还在流，龙门石窟还在，白马寺的钟声还在。只是人变了。
他先去了忠孝军的旧营地。营地已经不在了，变成了农田。田里的麦子长得很高，金黄色的麦穗在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响声，像大地在低声吟唱。他蹲下身，掐了一株麦穗，搓开麦壳，露出里面饱满的、金黄色的麦粒。他放了几粒在嘴里，慢慢地嚼着，麦香在齿间弥漫开来，带着阳光和泥土的味道。
“陛下，”身边的随从小心翼翼地问他，“您还记得这里吗？”
“记得。”陈和尚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麦壳，“二十八年前，我在这里种了六万亩麦子。亩产两石二斗，总共六万六千石。那是忠孝军的第一批军粮。”
他的目光越过麦田，落在远处的黄河上。黄河还是老样子，黄澄澄的，浑浊而有力，像一条巨龙在大地上蜿蜒。
“走吧，”他说，“去洛水岸边看看。”
洛水岸边的那块大石头还在。二十八年前，他经常坐在这块石头上，看着洛水的冰面发呆。那时候，他在想——大金为什么会亡？金哀宗为什么会猜忌他？完颜白撒为什么要害他？他想不通。现在，他什么都想通了。
他坐在石头上，看着洛水缓缓地流淌。水面上有几只野鸭子在游，身后拖着长长的涟漪。岸边的柳树垂下绿色的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远处的村庄里传来鸡鸣狗吠的声音，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
“陛下，”随从问他，“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陈和尚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二十八年前，我坐在这里，对自己说——从今天起，一切都不同了。今天，我还想对自己说——一切都不同了。但这次的不同，不是因为我改变了世界，而是因为世界改变了我。”
他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走吧。去下一个地方。”
兴武二十九年春，陈和尚去了西域。
他从汴京出发，经洛阳、长安、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沿着当年西征的路线，一路向西。他骑着马——不是当年那匹枣骝马，那匹马早就死了。他骑的是一匹温顺的老马，步伐稳健，不急不慢。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骑快马了，但他的精神还是好的。
他经过了别失八里、阿里麻里，翻越了葱岭，进入了河中地区。当年他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废墟——成吉思汗的军队把这里变成了一片焦土。现在，这里已经恢复了生机——绿洲上种满了庄稼，城镇里商铺林立，街道上人来人往。金国的旗帜在城头上飘扬，百姓们穿着金国的服饰，说着金国的语言——至少那些年轻人都能说几句汉语。
耶律楚材在玉龙杰赤迎接了他。这位契丹才子已经六十一岁了，头发全白，但精神矍铄。他见到陈和尚的时候，跪在地上，老泪纵横。
“陛下，您来了。”
“来了。”陈和尚扶起他，拍了拍他的肩膀，“耶律楚材，你辛苦了。这些年，多亏了你。”
“陛下说哪里话。臣不过是尽了一个臣子的本分。”
他们在玉龙杰赤住了三天。陈和尚巡视了西域都护府，看了耶律楚材这些年来的政绩——水利工程、农田、学校、驿站、道路——每一件事都做得井井有条，每一件事都透着耶律楚材的心血和智慧。
“耶律楚材，”陈和尚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对他說，“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是什么吗？”
“臣不知。”
“是你的耐心。西域离中原万里之遥，语言不同，文字不同，信仰不同，风俗不同。要治理好这个地方，需要极大的耐心。你有这个耐心。你在这里待了十几年，不急不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一点，你比我强。”
耶律楚材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陛下，臣不过是学了您的样子。您在洛阳种麦子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不急，不躁，不拔苗助长。臣从您身上学到的，就是这个道理。”
陈和尚笑了。
“走吧，”他站起身，“去下一个地方。”
兴武二十九年秋，陈和尚去了钦察草原和东欧平原。
他从玉龙杰赤出发，向西渡过里海，进入钦察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在秋风中起伏，像一片金色的海洋。成群的野马在草原上奔跑，蹄声如雷鸣。牧人们骑着马，赶着牛羊，唱着古老的歌谣。他们的歌声苍凉而悠远，在草原上回荡，传出去很远很远。
完颜斜烈在萨莱城迎接了他。这位老将军已经七十岁了，满脸皱纹，胡子花白，但身体依然硬朗。他见到陈和尚的时候，单膝跪地，抱拳行礼。
“陛下，您来了。”
“三哥，起来。”陈和尚扶起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你还是那么壮实。”
“陛下，臣在草原上骑马打猎，身体好着呢。”完颜斜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发出砰砰的响声，“陛下，您瘦了。”
“老了，吃不动了。”
他们在萨莱城住了五天。陈和尚巡视了钦察都护府，看了完颜斜烈这些年来的政绩——屯田、移民、修路、建城——每一件事都做得扎扎实实。完颜斜烈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他跟着陈和尚学了二十多年，也学会了治理民政。
“三哥，”陈和尚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对他说，“你知道我最佩服你的是什么吗？”
“臣不知。”
“是你的忠诚。二十多年来，你从来没有动摇过。三峰山的时候，你跟着我突围。洛阳的时候，你跟着我种地。河北的时候，你跟着我打仗。西征的时候，你跟着我打到了多瑙河。你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你只是跟着我走。这份忠诚，我记在心里。”
完颜斜烈的眼眶红了。
“陛下，臣是您的三哥。弟有难，当哥哥的能不帮吗？”
陈和尚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吧，”他站起身，“去下一个地方。”
兴武三十年春，陈和尚去了多瑙河畔。
他从萨莱城出发，向西经过基辅、波兰、匈牙利，沿着当年西征的路线，一直走到了多瑙河畔。河水还是那样湍急，河面还是那样宽阔，对岸的奥地利还是那样宁静。夕阳西下的时候，他骑在马上，看着西方的天空，沉默了很久。
“陛下，”随从问他，“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陈和尚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十年前，我站在这里，对自己说——够了，不需要再往前走了。今天，我还是这么觉得。够了，真的够了。这片土地，够大金用一百年了。”
他拨转马头，面对着东方。东方的天空已经暗了下来，星星一颗一颗地冒出来，像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他。
“走吧，”他说，“回家。”
兴武三十年秋，陈和尚回到了汴京。
他用了两年时间，走遍了整个帝国——从中原到西域，从西域到钦察草原，从钦察草原到东欧平原，行程两万里。他看到了麦田，看到了沙漠，看到了草原，看到了河流，看到了山脉，看到了大海。他看到了百姓们安居乐业，看到了商人们络绎不绝，看到了学子们书声琅琅，看到了工匠们挥汗如雨。他看到了他亲手打造的这个帝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回到汴京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胃病越来越严重，经常疼得他直不起腰来。他的腿也开始浮肿，走路的时候需要拄着拐杖。他的眼睛也模糊了，看东西的时候需要凑得很近。但他还是每天坚持到后苑的菜地里转一圈，看看他的韭菜和萝卜。
“陛下，”杨宏道有一次问他，“您为什么每天都去看那片菜地？您现在连饭都吃不多了，还惦记着那些韭菜干什么？”
陈和尚笑了：“杨先生，你不懂。种地的人都知道，土地不会骗你。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你给它施肥，它就给你长出好庄稼。你给它松土，它就给你长出大萝卜。你给它浇水，它就给你长出嫩韭菜。这个世界上，只有土地是不会骗人的。人会骗人，官会骗人，皇帝也会骗人。但土地不会。”
杨宏道沉默了很久。
“陛下，您说的对。只有土地是不会骗人的。”
兴武三十一年春，杨宏道病重。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他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四岁。陈和尚坐在他的床边，握着那只瘦骨嶙峋的、布满老茧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杨宏道走了。这个跟了他三十一年的老臣，这个在洛阳的帐篷里对他说“大金没救了，但大金的百姓还有救”的教书先生，这个替他批了三十一年奏章的中书令，这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选择站在他身边的知己——走了。
陈和尚在杨宏道的葬礼上，亲自为他写了祭文。祭文很短，只有几句话：
“杨公宏道，河南洛阳人。少好学，通经史。兴武元年，与朕相识于洛阳，遂相随三十一年。公为人刚直，不阿权贵，一心为国，鞠躬尽瘁。公之死，非朕之不幸，乃天下之不幸。呜呼哀哉，尚飨。”
他念完祭文的时候，声音哽咽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
兴武三十五年，陈和尚七十五岁。
七十五岁，在十三世纪是一个奇迹般的年龄。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胃病、腿疾、眼疾、耳背——老年人的毛病他几乎占全了。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的意志还是坚强的。他每天还是会到后苑的菜地里转一圈，虽然他已经不需要自己种菜了——有专门的太监负责打理那片菜地——但他还是喜欢去看看。那片菜地，是他和这片土地最后的联系。
他的儿子——不，不是儿子，是养子——完颜永济已经当了七年的监国了。完颜永济做得不错——不算天才，但踏实、勤奋、有责任心。他继承了陈和尚的政策，继续推行科举、屯田、水利、工商、教育等各项改革。大金的国力在他的治理下继续增强，百姓的生活继续改善。
陈和尚对完颜永济很满意。他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会把大金治理好，会把这片江山传承下去。
兴武三十五年秋，陈和尚在汴京皇宫的后苑里，坐在一块石头上，看着那片菜地。韭菜长得很好，绿油油的一片，在秋风中轻轻摇曳。萝卜也长得很好，胖乎乎的，半截露在土外面，白生生的，像一个个小娃娃。
他忽然想起了三峰山上的那个雪夜。那个雪夜，他从昏迷中醒来，嘴里满是血腥味。他分不清那血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他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里。但他没有死。他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长，都要远。
他想起洛阳的麦田。那片麦田在黄河岸边的滩涂地上，是他带着忠孝军的弟兄们和流民们一锹一锹挖渠、一锄一锄开荒种出来的。那一年，风调雨顺，麦子长得特别好。金黄色的麦穗在风中摇曳，像一片金色的海洋。他站在田埂上，掐了一株麦穗，搓开麦壳，露出里面饱满的、金黄色的麦粒。他放了几粒在嘴里，慢慢地嚼着，麦香在齿间弥漫开来，带着阳光和泥土的味道。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东西。
他想起汴京的朝堂。那个朝堂上，他第一次见到了金哀宗——一个懦弱的、多疑的、被奸臣蒙蔽的皇帝。他在那个朝堂上被猜忌、被排挤、被陷害。他在那个朝堂上被迫举起了“清君侧”的旗帜。他在那个朝堂上接受了金哀宗的禅让。他在那个朝堂上坐了三十五年的龙椅。
他想起河北的战场。那个战场上，他和蒙古人打了无数次的仗。三峰山、青城、真定、怯绿连河、斡难河——每一次都是生死攸关的决战。他失去了无数的弟兄，也杀了无数的敌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如果他不打这些仗，死的就不是蒙古人，而是金国的百姓。
他想起西征的路。那条路从汴京出发，经河西走廊、西域、河中、钦察草原、东欧平原，一直延伸到多瑙河畔。两万里路，他走了两年。他看到了沙漠、雪山、草原、河流、山脉、大海。他看到了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语言的百姓。他看到了世界的广阔和多样。他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有限。
他想起杨宏道。那个瘦削的教书先生，在洛阳的帐篷里对他说“大金没救了，但大金的百姓还有救”。那个老人，在中书省的案头上批了三十一年的奏章，最后累倒在了案头上。那个知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选择站在他身边，从未离开过。
“父皇，”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是完颜永济，“您在看什么？”
“在看菜地。”陈和尚没有回头，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永济，你看这韭菜，长得多好。”
完颜永济走到他身边，低头看了看那片绿油油的韭菜。
“父皇，您的身体不好，不要在外面坐太久了。风大，小心着凉。”
“永济，你知道种地和治国有什么共同点吗？”
完颜永济愣了一下。
“种地的人都知道，土地是有脾气的。你不能光种不养，种一年就要休一年，或者轮作。你也不能光施肥不松土，肥施多了土地会板结。你更不能拔苗助长——那是蠢人才干的事。治国也是一样。你不能光索取不回报，不能光收税不养民，不能光图快不图稳。你记住这句话，一辈子都不要忘记。”
“儿臣记住了。”
陈和尚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他的动作很慢，很吃力，像一棵老树在风中摇晃。
“走吧，”他说，“回去。”
兴武四十年春，陈和尚八十岁。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过寝宫了。他的身体已经油尽灯枯，躺在床上，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的意志还是坚强的。他每天还是会让人把奏章念给他听，虽然他已經不再过问朝政了——完颜永济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
这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窗外的桃花开了，粉红色的花瓣在风中飘落，像一只只蝴蝶在飞舞。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落在他的被子上，暖洋洋的。
“陛下，”身边的太监轻声说，“太子殿下来看您了。”
完颜永济走进来，跪在床前，握着陈和尚的手。那只手瘦得皮包骨头，青筋暴露，像一只枯枝。
“父皇，您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好。”陈和尚的声音微弱得像风中的蜡烛，“永济，今天天气真好。”
“是的，父皇。桃花开了。”
“桃花……”陈和尚的目光透过窗户，落在那片粉红色的花瓣上，“真好看。”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永济，”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我要走了。”
“父皇！”完颜永济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父皇，您不能走！大金离不开您！”
“大金离不开任何人。”陈和尚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永济，你记住——当皇帝不是为了享福，是为了受罪。你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江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做到了，我就放心了。”
“父皇，儿臣记住了。”
陈和尚的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了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很温暖，很安详，像三峰山上突围之后、在洛水岸边看到的第一缕晨光，像洛阳麦田里五月午后的阳光，像汴京皇宫上空绽放的烟花。
他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桃花，然后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兴武四十年三月十九日，大金兴武皇帝完颜陈和尚病逝于汴京皇宫，享年八十岁。
他走的时候，手里握着一株麦穗——那是他在洛阳种的第一批麦子中的一株，他保存了整整四十年。麦穗已经枯黄了，麦粒早已脱落，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穗壳。但在他的手中，它比任何珍宝都珍贵。
消息传到朝堂上，满朝文武痛哭失声。完颜永济跪在紫宸殿上，宣布辍朝三日，举国哀悼。
消息传到洛阳，百姓们自发地走上街头，在洛水岸边点燃了无数的蜡烛和香火。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有人抱着杨宏道的墓碑痛哭，有人把麦穗撒进了洛水，让它们随着水流漂向远方。
消息传到西域，耶律楚材在玉龙杰赤的都护府中设了灵堂，率西域百官遥祭。他跪在地上，老泪纵横，嘴里喃喃地念着：“陛下，臣这辈子跟过很多人，只有您，是真正的圣人。”
消息传到钦察草原，完颜斜烈在萨莱城的城墙上挂起了白幡，率钦察都护府的所有官员和将士为陈和尚默哀。他站在城墙上，面对着东方，深深地鞠了三躬。
“弟，”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你在天上好好的。三哥很快就会来找你了。”
消息传到蒙古草原，忽必烈在和林的大帐中设了祭坛，率蒙古各部落的首领为陈和尚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他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杀了一匹白马，把马血洒在地上，敬献给天上的陈和尚。
“陛下，”他跪在地上，用生硬的汉语说，“您是蒙古人的恩人。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蒙古。您的恩情，蒙古人永远不会忘记。”
消息传到南宋故地，那些被金国统治了三十年的百姓们，也自发地为陈和尚举行了哀悼活动。有人在家门口挂起了白布，有人在寺庙里为他念经超度，有人在心中默默地感谢他——感谢他没有屠杀，没有抢掠，没有强迫他们改宗。他给了他们土地，给了他们粮食，给了他们尊严。
消息传到欧洲，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英国国王都派来了使者，向金国表示哀悼。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视陈和尚为敌人。但在他死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敌人，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完颜永济按照陈和尚的遗愿，将他安葬在洛阳城外、洛水之滨、那片他亲手种过的麦田旁边。墓地很简单，没有高大的陵寝，没有华丽的石像生，只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几行字：
“大金兴武皇帝完颜陈和尚之墓。朕本布衣，躬耕洛阳。偶逢乱世，提剑而起。三峰突围，青城破敌，河北扫尘，西域拓疆。上下一心，天下一统。功成身退，归老田园。朕死之后，葬于洛水之滨，麦田之侧。勿起陵寝，勿立华表，勿用金玉。一抔黄土，足矣。”
石碑的旁边，还有一块更小的石碑，上面刻着杨宏道的名字。这是陈和尚在遗嘱中特意交代的——“杨公宏道，朕之良师益友。朕死之后，葬于朕之墓侧，与朕为伴。”
两座墓，一座大，一座小，并排立在洛水岸边。墓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春天的时候，麦苗青青，像一层绿色的地毯铺在大地上。夏天的时候，麦浪金黄，在风中起伏，像一片金色的海洋。秋天的时候，麦子收割了，田野里空空荡荡，只有两座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冬天的时候，大雪覆盖了一切，天地之间一片洁白，像三峰山上那个雪夜。
每年的三月十九日——陈和尚的忌日——洛阳的百姓们都会自发地来到他的墓前，献上一束麦穗。他们不说话，不哭泣，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那块石碑，看着那片麦田，看着那条洛水。
然后他们转身离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种地的种地，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读书的读书。他们知道，那个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人，就躺在这片土地下面。他没有离开，他就在那里。在那片麦田里，在那条洛水中，在那个春风拂过的午后，在那个夕阳西下的黄昏。
他永远在那里。
大金世祖武皇帝完颜陈和尚，生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卒于兴武四十年（1272年），享年八十岁。在位四十年，他的一生，是一个传奇——从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的年轻将领，到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的缔造者。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他死后，庙号世祖，谥号武皇帝。他的养子完颜永济继承了他的皇位，继续推行他的政策。大金在他的子孙的治理下，又延续了二百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之一。
而在洛阳城外、洛水之滨、那片麦田旁边，两座墓碑静静地矗立着。碑上的字迹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了，但墓前的麦穗，每年都会有人来献。一茬又一茬，一代又一代，从未间断过。
人们说，那是大金最好的皇帝。
人们说，那是天下最好的皇帝。
人们说，那是一个从三峰山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年轻人，在洛阳种了六万亩麦子，然后带着三万骑兵打到了和林，带着十五万骑兵打到了多瑙河。他统一了天下，建立了盛世，然后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他走的时候，手里握着一株麦穗。
那是他在洛阳种的第一批麦子中的一株。
他保存了整整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