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石黑一雄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就是他日裔英籍的身份，他的前两部作品《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也都将背景设置在战后日本，但实际上石黑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并非在还原地叙述日本这一时期的历史，选择故事的发生地点更多是为了主题的需要。在采访中，他强调他的研究更多的是核实取证，往往是先设计好一切再为作品选择合适的地点。作品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似并非他关注的重点，他创造的笔下世界的运行规则服务于主题，他的作品就是这一世界的绝对权威。
记忆一直是石黑一雄创作的母题，他的第一部小说《远山淡影》讲述了在英国生活的日本寡妇悦子的故事，在她的回忆中我们得知她有两个女儿，与英国丈夫所生的小女儿妮基和日本带来的大女儿景子。故事就发生在妮基来看望母亲的五天内，在这五天里悦子回忆起了在长崎生活的往事，利用回忆，作者轻易地实现了时空的跳跃。
如同书名“远山淡影”，整部作品并没有讲述一个清晰完整的故事，构成小说的是“我”即主人公悦子的回忆。书的开始便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我的女儿景子自杀了，可作者似乎无意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在想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以前认识的一个女人”悦子回忆起在了二战后的日本长崎与佐知子的一段友谊。故事就这样在回忆中展开。
“我和佐知子并不很相熟。事实上我们的友谊就只有几个星期，那是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带着疑问，我走近了那个回忆中的夏天，走进了“我的朋友”的故事。在回忆刚开始时，我还在追问“景子的故事”，等待悦子说出女儿自杀的真相。在这段回忆中，悦子正怀着第一胎，似乎就是后来薄命的大女儿，她想起了与佐知子的相识，与佐知子的女儿万里子的相识。悦子似乎真的只是在回忆往事，似乎开头的景子与这段往事是无关的。回忆深入，我逐渐忘记了现在的时空，也陷入了那段战后岁月。
回忆中的“我”—悦子与朋友佐知子是个性完全不同的女人，“我”是传统本分的日式主妇，向往移民的佐知子则是漠视孩子的妈妈。“当时我隐隐同情佐知子，有时我远远地看着她，感觉她不太合群，而我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的那种心情”回忆中并没有提到悦子是如何脱离传统身份在异国伦敦开始新生活的，佐知子与万里子这对母女才是故事的主角，悦子用第三者的身份讲述着朋友的故事。
“我”目睹了许多万里子的怪异举动，隐约间暴露出这个奇怪的小女孩与母亲的矛盾。自称为女儿好的佐知子一次次地忽略女儿的感受，声称去与不去都是为了女儿，万里子不愿意去美国但母亲仍踏上了冒险的旅途。最后一次见面时，母女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高潮，佐知子淹死了女儿心爱的小猫强硬地带她前往美国，“一刹那，我们俩都回头看着万里子”。悦子追着万里子来到木桥上，在宽慰万里子时，她不再是个无关的讲述人，变成了故事的当事人。书的最后，“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而书中唯一一次坐缆车的经历是叛逆的万里子与佐知子去坐缆车，我有一个朋友……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很难不去联想两对母女间的关系，但却总不能证实。看完全文再回顾时才发现，悦子的回忆是矛盾的，回忆与现实的穿插的节点也在引导我们联想。我们习惯于信任故事讲述人“我”，但往往忘记第一人称的口吻是可以自我欺骗的。石黑说“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书中的悦子利用佐知子的形象讲述自己不愿直面的过去，然而她与佐知子之间的的界限却在不断模糊，在记忆碎片里真相逐渐浮现。尽管悦子极力掩盖，但事实却不能被篡改，她无法逃避女儿自杀带来的良心谴责。
《远山淡影》用记忆这种朦胧的形式拨开了跨越20多年的迷雾，而悦子这个远走异国的母亲则是战后日本文化的一个缩影，原子弹打破了长崎传统的日本精神，日本人渴望快速忘记战争的苦难摆脱战争的罪责，但事实就真的可以被这样遗忘吗？景子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悦子一生都在进行强烈的良心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