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天我在诸子百家当中，举出了三位走在路上的大师，大家一定留下深刻印象了吧。稷下文化的精彩，粗粗一看，是那些句子、那些笔墨、那些唱腔，其实更精彩的是那些步伐、那些声音、那些生命。这三位伟大的行走者，创建了中国文化最高的精神等级，却又彻底地融入大地。因此我在他们的两千多年之后，把大半生命也投入行走的时候，总觉得脚下的土地无比珍贵。因为那里曾经留下过他们深深的脚印。
法家思想
讲了老子、孔子、墨子，其实也就是讲到了道家、儒家、墨家。除了这三家之外，还有一家必须注意，那就是法家。法家是另一番目光。请注意，我讲的是目光。
如果说道家的目光是超越的，儒家的目光是温暖的，墨家的目光是热烈的，那么法家的目光则是冷峻的，冷得让人产生一阵寒意。
老子淡淡地走在路上，孔子苦苦地走在路上，墨子积极地走在路上，而路边的草丛早已有几副冷冷的目光在看着一一那就是法家。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者，他们完全不讲老子、孔子、墨子的情怀，只相信对实际利益的严格管理，并且把这种管理组织成一种绝对权力。
在韩非看来，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术、势这三种力量。
法是法令如山，赏罚分明；
术是运用谋术，控制群臣；
势是集中权势，治服天下。
这是法家的三个看家本领，法、术、势。猛然一听，法家让人不太愉快，但仔细一想，社会历史还真的少不了法家。无论是老子、孔子还是墨子，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法家是现实主义者，对于现实的社会政治，
老子主张尽量少管、听其自然；
孔子主张道德领先、苦口婆心；
墨子主张一腔热血、行侠江湖。
这三条路其实都很难有效地把整个社会管理起来。法家强硬地追求有效、追求力量，结果大家知道，真正让秦国强大起来，最后统一中国的就是法家。但
是法家在通向效果的道路上，用了太多的残忍和阴谋，结果他们自己的生命也被残忍和阴谋缠住了，缠死了。
早在韩非子出生前五十几年，那个法家思想的早期实践者商鞍，已经死于车裂的酷刑。韩非死于他的同学李斯之手，李斯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法家宗旨家，最后也被腰斩灭族。
可以说，在诸子百家中，法家最硬又最惨。他们以强力推动了社会改造，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早早统一的中国，这个贡献实在太大了。
但是从文化上说，人之为人还必须有温馨、柔和、仗义的一面。就人性而言，除了铁拳人生，更需要慈爱人生、诗化人生。
因此，法家思想家们其实是以自己的声音和生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人们容易忘记他们的贡献，喜欢转过身去欣赏那个白发行走者、那个棕衣行走者和那个黑衣行走者。简单说来，这些行走者更有诗画魅力。
魅力是一种不公平的吸引力。法家学者即使集中了他们最看重的全部的法术势，也形不成魅力，反而还会走到魅力的反面。我刚刚说到法家的韩非和李斯是同学，他们的共同老师是谁？是荀子。对，“荀”就是草头底下加上中旬、下旬的旬。就是你们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边读过的，《劝学》一文的作者荀子。荀子是儒家集大成者，这我就不多讲了。
稷下学宫
我只讲他后来很长时间主持着一个学术机构，这个学术机构叫稷下学宫，它被这个学宫说成是老师中的老师。稷下学宫在山东临淄的稷门附近，临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这个“稷”字就是天下社稷的稷。为了稷下学宫，我请大家记一记这个“稷”字，即使不是山东籍的朋友，也最好能够记一记。
齐国精彩的人物和事情非常多，如果细细讲来，怎么也讲不完，我只能跳过它们直奔那个稷下学宫。
为此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我现在朗读一下：
我不得不装成铁石心肠，故意不看姜子牙那长长的钓竿，不看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隆重仪式，不看能言善辩的晏婴矫捷的身影，不看军事家孙武告别齐国去吴国的那个清晨，也不看神医扁鹊一直是让人起死回生的奇迹！暂且全部都不看，全部都放弃，只跟着我来到临淄的稷门之下，因为那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所在。
这是我很多年前写的一段散文。为什么我对稷下学宫如此激动，可以放弃齐国的其他精彩，专门去找它？因为中国文化在那里获得了一种聚集和整合，蔚为壮观。
不管以历史的眼光，还是世界的眼光，都会让人振奋。中国文化在人类精神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所谓的“争鸣”，也可能是后人把不同的学说拼合在一起，当时很难真的争起来，因为不在一个地方。的奠基时代，能够涌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本来已经叹为观止了。出乎意料，他们真的拥有了一个近距离汇合的场所，百家争鸣成了事实。
稷下学宫创办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叶，延续了大概130多年。据史料记载，稷下学宫所在地是齐国都城临淄的西门，叫稷门。从各种文献来看，当时稷门附近实在是气魄非凡：那里铺了宽阔的道路，建了高门大屋，成了四面八方学者们的向往之地。齐国朝廷做事总是大手笔，他们给各路学者很高的待遇。因此，诸子百家当中几乎所有的代表人物都来过。他们像平时一样，身后总是跟着很多学生。我前面讲过，过去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带着一批学生，像是一个流亡大学。现在呢一个个的流亡大学在这里集中了，这也就成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学府，人数常常是数百上千。
稷下学宫还解决了天下所有的高等学府都会遇到的两大难题，哪两大难题呢？
第一个难题，稷下这个学宫是由齐国朝廷出资的，具有政府智库的职能。那又如何保持对朝廷的独立性呢？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的方法是这样的，稷下学宫里边的诸子都不任官职，也就是说只问政不参政。正因为这样，他们也不必对自己的观点担负任何行政责任。朝廷所需要的，就是他们这种身处行政体制之外的独立思维。体制之内也会有很多聪明的头脑，比如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那只是内循环，而稷下要提供的是循环圈之外的声音。对于这种声音，朝廷听过之后也可以完全不予理踩。这叫做两相自便。譬如孟子就对时政发表过很多意见，朝廷觉得不切实际没有接受，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孟子在稷下学宫中的崇高地位。
稷下学宫还解决了第二个难题。第二个难题是稷下学宫主张百家争鸣，那又怎么不要让这种争鸣变成众生喧哗，一片嘈杂呢？当时，稷下学宫除了欢迎各路来的学者之外，还会隆重聘请一些真正重量级的大师来压舱，保持着清晰的学术等级评估。同时根据各路学者的学问资历和成就，稷下学宫还分别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学士等不同的称号，而且已经有了博士和学士的区别，这就避免了在百家争鸣、言论自由的幌子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纷纷扰扰。好，这是第二个稷下难题，稷下学宫也解决了。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
稷下每次说到稷下学宫，我心中总会出现一个比较对象，那就是希腊的雅典学院。我计算了一下，柏拉图创建雅典学院的时间，大概比稷下学宫建立早了20年，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同时。
说起雅典学院，我首先想到的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为了复兴希腊文化所重新建立的模拟性的柏拉图学院。大家如果到佛罗伦萨去旅游的话，一定会频频地接触到“美第奇家族”这个称号（MEDICI)，在佛罗伦萨经常可以看到。
他们非常羡慕古希腊的学院。这是我首先想到的一个印象。
想到的第二个印象就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大画家拉斐尔，他曾经画过一幅名画，题目就叫雅典学院。把美第奇家族所向往的图景作了形象的展现，拉斐尔的油画《雅典学院》并不是一副写实的画，而是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先后创立的好几家学院全都画进去了，让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学者共聚一堂。拉斐尔甚至把自己也画进去了，把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代表也画进去了。这种穿越是想表明，自己在精神上也是雅典学院的一员。
雅典学院的传统，后来在欧洲中断了。在漫长的中世纪，谁也不知道雅典学院的存在，所以拉斐尔和美第奇家族有一种重新发现宝藏的巨大兴奋。
中国缺少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兴奋，这是缺点；但是中国也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时的那种中断，因此也说不上重新发现。中国每一代都知道诸子百家，只不过常常有一点遗忘。对，中国出现的麻烦不是中断，而是遗忘。
我们也不妨学学拉斐尔，他把自己画进了古代的雅典学院，我们也应该把自己植入稷下学宫，至少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应该领悟，我们每个人都与山东临淄那个老城门下的废墙有关。这是在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又在为中国恢复身份。
我把稷下学宫与雅典学院进行对比，也就更看清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下我可以断定，稷下学宫一定比雅典学院更漂亮、更壮丽、更热闹，原因是当时中国有诸子百家，希腊没那么多；当时稷下汇集了东西南北的广阔地域，希腊没那么大。
稷下学宫的南北之别
说起稷下学宫汇集了东南西北的广大地域，我突然想起一个南方人，他也来过稷下学宫，那就是屈原。我在给北京大学各系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特别提到屈原到稷下这件事，还特地给了一个标题，叫做“长江推举他出场”。
不错，集中在稷下学宫里的各种学者，细算起来，主要都来自于黄河流域。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牵涉到我特别关注的另外一门学问，也就是生态文化学了。
由于种种地理、气候、政治、军事的原因，中国文化的高层形态，有很长时间较多地集中在黄河流域。这种情况后来渐渐会发生变化，但在当时集中还是明显的。这个“子”那个“子”，说来说去都是黄河中下游，尤其是山东这一带的人物。
伟大的长江，似乎有一种默默的不平。从它身边也有不少文人北行，但是分量都不够。终于，长江派出了一个人，一个从长江最重要也最险要的部位，三峡，走出的人，他的文化分量也非同小可。因此，屈原此行具有隆重的代表性。尽管当时，不管是他还是和下学宫，都不知道有这种代表性。
我感兴趣的是那天屈原出现在北方各路学者眼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想他一定引起了分外的注意。他非常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因为他自己在《离骚》里边说，他长得很正，那么身材也应该很好，瘦瘦的高个子，玉树临风。他的方言，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听起来有点稷下费劲，但他的嗓音动听，表情有点矜持，却又是通体高贵。他在稷下学宫里显然不合群，因此很快又回到了楚国。他走了。在以后我在讲中国文脉的时候，还会追上他。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