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的意识，哲学家们有过很多论述。

黑格尔说，人应该成为他的命运的主人。

恩格斯说，人要把自己当作三种主人，即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马克思说，人是类的存在物。

当然，人的意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大致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任性自由意识、信仰意识和真实的自由意识。

所谓任性自由，是指人的主观随意性，即，通常人们所说的“为所欲为、率性而行”。通常，老人们批评晚辈们太张扬时会说：“你们年轻人为人做事，要扎实稳重，不能太任性，不能不知天高地厚啊！”

这时，在老人们看来，这些任性自由、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孙们，不论生理年龄多大，可是心理年龄还只是处于幼儿阶段。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去思考、去行动，而不顾客观条件，甚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客观东西的存在，更不懂客观的东西是他获得真正自由的现实基础。所以，他们的意识是幼稚的，也就是处于幼儿和孩童的自由意识阶段。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行动，就有些孩童般的“能胜”了。

对此，黑格尔说得很妙：“任性和偏见就是自己个人主观的意见和意向，——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之内。”

在黑格尔看来，这些有任性自由意识的儿童，常常貌似主人，实际上，则是奴隶。

哲学家研究发现：任性自由意识常常使人成为自我中心主义者。

有两种人的这种表现最为突出：一是儿童，二是原始人类。

儿童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的。在儿童幼稚的意识中，认为他人、他物都应该围绕着他的意愿行事，如果不如他意，则会撒泼打滚、哭闹发泄不止。

原始人类因为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常常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处在大地中心的最优等民族，认为自己的文化为正常和最优秀的，同时，认为其他的文化都是怪异和卑劣的。

不仅如此，事实上，成年人和走进文明的人类，这种任性自由的自我中心意识，也是难免会存在的。

当然，任性自由意识，也的确是人的一种自由意识，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或主人意识。因为，动物不仅不能说出一个“我”字，更不会有任性自由，因此，就不会有“自我中心”的意识。

然而，这种任性自由的意识是不应该被完全否定的，相反，有时还显得格外宝贵。

因为，没有任性自由意识，人就不可能有更高级的主体意识。因为，这种任性自由意识，常常会使人积极进取，使人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风格，使人敢闯敢干敢说敢为，使人少一点保守的思想。

但是，它毕竟是人的一种较低级的自主意识。这不仅是因为它常常使人犯主观主义错误，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不能做真正的主人，而且还常常会使人走上另一个极端。因此，对这种任性自由的意识，正确的方法是——扬弃。然而，谈何容易啊！任何一种方式方法的贯彻实施过程中，总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物极必反”，这一古老的辩证法思想，在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中，体现得更是极其鲜明。

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奴隶意识，就是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

人的任性自由意识是一种纯粹的自主意识或抽象的自主意识。它一旦发展到极端就会转化为奴隶意识或依赖的意识。人的奴隶意识虽然否定了纯粹的自主意识，但并非绝对的抛弃，而只是扬弃了它。往往，人的自主意识是固执或偏执的。这就如中国古话所讲的，“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也正如黑格尔所讲的：“奴隶意识诚然最初似乎是在那独立的意识自身之外，并不是自我意识的真理。但是，正如主人表明他的本质正是他自己所愿意作的反面，所以，同样奴隶在他自身完成的过程中也过渡到直接的地位的反面，他成为迫使自己返回到自己的意识，并且转化自身到真实的独立性。”

黑格尔的哲学太过于深奥，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吴王，不听伍子胥先灭越而后图齐的建议，甚至将伍子胥赐死，结果被卧薪尝胆的勾践所灭。

《三国演义》里的马谡自负熟习兵法，又被诸葛亮重用，因此，他刚愎自用，任性而偏执，根本就不理会部下王平提出的在山下安营扎寨的建议。马谡任性地以为在山上扎寨，可以利用地势一鼓作气杀退敌人。而经验丰富的老将王平，因地制宜，考虑到了粮草和水源等问题。但是，马谡并没有听王平的建议，任性而为，结果被魏军切断了水源，因而大败，并丢了街亭。落得被诸葛亮斩首的地步。

后人对这些因任性和偏见而导致的失败，应该引以为鉴。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格尔说的这句——“任性和偏见就是自己个人主观的意见和意向，——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之内。”就具有了穿越时空的哲学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