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通史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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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ton:
第四章 中日文化交流的兴盛
第四节 儒学思想的早期传播
《十七条宪法》
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就是在《论语》“为政以德”的思想指导下，以“德”为先，“德”“仁”“礼”“信”“义”“智”的儒家德目，制定官阶，迈出其政治行政体制革新的第一步。其十二阶，是以五行顺序的不同颜色缝制冠帽。其作为政治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而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开宗明义第一条，以“以和为贵”“上下和睦”的儒家思想指导，以期达到“谐于论事”，即“中和”作为创造和谐社会的基准，并以此作为革新拟采用和平手段的指导方针。宪法第3条，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以及宪法第12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的儒家思想，作为君，臣、民三者或君、民二者的关系准则。宪法第4条，“治民之本，要在乎礼”，“百姓有礼，国家自治”，以儒家“以礼为本”的思想，以及宪法第6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以儒家的忠、仁思想作为“治民”“治国”之道。宪法第9条，“信是义本。每事有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以“诚信”的儒家思想作为处世为事的道德规范。尤其是宪法第12条，以“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来规定中央集权制下的“国、君、民”的秩序，直接源于《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的思想。宪法第14条，“其不得贤圣，何以治国”，反映了对儒学“德治”思想的诉求等，显示了圣德太子对于儒学的理解程度，以及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加以应用的实际情况。圣德太子在日本传播儒学的伟大功绩，是不能忽视的。圣德摄政时期，成为进一步吸收儒学思想的重要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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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洗礼
《日本书纪》《续日本纪》还先后记有：孝德天皇的“尊佛法，轻神道。为人柔仁好儒”；元明天皇的“为政之道，以礼为先”；孝谦天皇的“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于兹”等。仅此可见，继推古朝圣德太子摄政之后，新的主政天皇大多沿袭儒家思想治国治家，也就是皇极天皇、孝德天皇下诏所强调的：“当遵上古圣王之迹，而治天下。”《日本书纪》还详细记录了孝德天皇于大化二年(646)如下诏书的内容：“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讯望也。汤有总术之庭，以观民非也。武王有灵台之囿，而贤者进也。此故，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这份诏书，大量引用管子训示，列举了中国黄帝、尧、舜、禹、汤、武王等帝王的治天下事迹，以作为当时革新的参照系之用，这反映了当时日本政治文化与中国儒学密切联系之一斑。
从《十七条宪法》的文本和天皇的诏书来看，当时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儒学典籍中的语句，以及为了革新政体需要，急切直接引进“德、仁、礼”的儒家思想，可见日本初期吸收儒学，是采取直接移植的方法，并无注入多少自己的东西、新的东西。尽管如此，以“德、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于当时转型期的日本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变革，以及日本古代皇室贵族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的形成，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