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乐学书院之学妹读经

一字一句读《论语》第292天

原文阅读：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kēng）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shāo）之人，何足算也？”

译文讲解：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用羞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外国能维护国家尊严不使君命受辱，便可以叫做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果敢，这是固执而不会变通的小人啊。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怎么样呢？”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算得上数呢？”

启发思考：

        士在周代贵族中位于最低层，此后慢慢变为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称。

        子贡问的不是君子，不是善人，不是仁人，而是士。“士”者，仕也，学而优则仕，做官任事，天子诸侯卿大夫，然后是士。士多为卿大夫家臣。孔子的学生，学成的出路，就是士。所以子贡问老师“士”的标准。

        孔子心中的“士”，首先要具有知耻之心，言行举止符合礼仪。当他出使外国时能够不辱君命，完成重大的国家使命，这就是士的标准。知耻，则有所不为。不辱使命，是才干足以有为。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

        什么样的人能有所不为呢？是有志向的人！志向的关键不在有所为，而在于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才能聚焦于有所为。有志向的人，不会为利益而跑偏，利益再大，只要不在他的志向上，他根本都不会往脑子里装，听都不想听，哪有什么诱惑。近期观看《觉醒年代》，暂且不论陈独秀、李大钊等伟大革命家为探索救亡中国之路的大无畏精神，当时邓中夏、陈延年等年轻人都具有宏大而坚定的志向。尽管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启蒙时期，新青年们的思想在与时俱进，但具有心怀天下、有历史责任担当的人格品质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子贡是非常善于思考的，听到这个标准如此高，自然想到这样的人不会太多。那么，如果降一个档次的话，士应该有什么表现，什么标准呢？于是，孔子就从日常生活的修身说起，指出那就是在家孝敬父母，出门顺从兄长，尊敬长辈的人。朱熹说：“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为其次。”这样的人，虽然没有才华横溢，不能成大事，但是能立大本。做一个仁孝之人，在家族中、在乡亲邻里中会有很好的声誉，可以说是为人善良的典范，也算是士了。

        子贡穷究不舍，继续再问，如果比这个标准再降一等，是什么情况？孔子回答，再降一档的话，那就应该是“言必信，行必果”了吧。这样的人，他能说到做到，行动果敢，但容易认死理，不知变通，像个小人，也勉强能算数吧。

        “言必信，行必果”，怎么倒成了小人了呢？这里的小人，不是无耻小人，是没有见识的人，是识量浅狭的人。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大人只看道义所在，不会死守自己说过的话，也不会死守过去定的计划。     

          孔子也有一个言而不信的例子。孔子要去卫国，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要扣留孔子。孔子的弟子们拼死搏斗。蒲邑人心生恐惧，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将孔子放出东门。孔子接着就前往卫都。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在要挟下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不过，随着经典流传，“言必信，行必果”在今天倒成了一句赞美人守信的话。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古今的区别，在孔子的时代（包括孟子）都觉得信必须与义相配，否则无太大意义。

        三个层次的标准，孔子都说都明白了。子贡接着问老师，您看今天从政的人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敏感，孔子大概也是对现实政治失望了，于是不屑于回答。他就发了句感叹：我以为你说谁呢，那些人嘛，斗筲之人，实在是器量狭小，根本就算不得士。斗是古代的最普通的量器，筲是饭筐。用斗筲来形容人，指的是这些人器量见识狭小。透过孔子这不屑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官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在孔子提出的对“士”的这些描述之后，荀子还根据人的德行，将人分为通士、公士、直士、悫（què）士、小人五种，较具体地指出每一种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增强了可操作性。而且是随着儒学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些标准对后世中国人的做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许多中国人的做人风格。